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全球贫困治理中的非洲减贫国际合作

过去30年,发展中国家在减贫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而非洲仍处于持续贫困状态,其减贫工作仍具有长期性。当前,非洲减贫国际合作进入新阶段:减贫国际合作目标从"千年发展目标"迈进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对非减贫合作模式从"南北合作模式"向"南北合作模式""南南合作模式"并行发展;中国在非洲减贫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非洲国家需把握历史新机遇,在减贫国际合作领域处理好主导减贫战略与协调外部方案、国家减贫内源动力与外部援助、分享减贫国际公共知识产品与探索本土减贫道路之间的互动关系。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是一个具有真正变革意义的国际发展框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官方发展援助提出重大挑战:其庞大、复杂的目标体系对后者的数量和规模提出新要求;其三大范式变迁对后者的分配提出新挑战;其对各层面发展资金的协同增效要求对后者提出更高标准;而愈加复杂的发展筹资体系也对后者提出新挑战.为应对2030年议程带来的挑战,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正积极推进官方发展援助变革,并就现代化其统计标准和构建新的衡量工具达成初步共识,突出资金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联合国也强调官方发展援助应集中在需求最大和筹资能力最弱地区,并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发展资金相区分.中国应密切关注这一变革的趋势与动向,审慎引导新兴援助国合力应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变革.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G20已明确宣示，将为推动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贡献重大力量。考虑到2030年议程目标框架所提供的政策空间、议程后续落实所需的政治意愿及议程指标化治理方法的行为规范缺失，G20有重要的政策空间和潜力实现上述目标。通过积极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不仅可实现G20从应急机制向发展促进的长期机制转型，还可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将G20建设成为2030年议程落实的核心力量，就应赋予其重要的协调功能并改革既有机制体制，主要包括：使作为整体的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典范，通过“榜样”作用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以G20发展工作组为核心机制，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升级到2.0版本，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通过强化与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协调，使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桥梁；提升对“后千年发展目标”及“被忽视的具体目标”的关注，使G20成为重拾议程指标制定过程中遗失目标的核心力量；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权利，确保2030年议程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不偏向、不跑题；等等。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

气候援助是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资金、技术等援助措施。气候援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备相对突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实施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气候援助。通过这一实践,中国确立了相对完整的气候援助理念,即坚持气候援助与总体对外援助的统一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导向,倡导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存并进",确保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通过这一实践,中国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气候外交体系,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和内涵,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更好地履行中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促进中国气候援助的更大发展,中国应基于既有实践,建立气候援助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深化南南合作型气候外交的模式和途径,持续推进气候治理技术革新,采取多种方式打造气候援助的话语权。     

“后2015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

千年发展目标将于2015年到期,世界各国政府、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以联合国为代表的诸多国际组织均对"后2015发展议程"展开激烈讨论。热议的焦点集中在核心目标设定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两方面。一方面,后2015发展目标的设定不可能完全脱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必须是在考虑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兼顾各地区、各国的发展现实,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另一方面,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后2015发展议程"推进和实现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从新千年以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进展中汲取经验,加强合作,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应当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和制定过程中,充分利用"后2015全球发展目标"制定和全球伙伴关系建立的契机,积极主动把握全球发展的主导权。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外交与新南南合作——基于中非和中拉合作论坛视角的探讨

中非合作论坛与中拉合作论坛机制不仅属于1+N召集人模式,而且以深化经贸合作为起点和突破点,并逐步扩大合作范围。这两个论坛不但是连接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桥梁,而且成为新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又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但是新南南合作面临议程设置、域外力量干预、合作机制竞争等挑战。对于中国建构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外交的模式,本文认为:应坚持互利共赢理念;在议题设置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区别对应并丰富合作内容;为减少外部干扰,应加强多边主义;为防止机制碎片化,应有效整合以形成合力;需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各方积极性,既体现公平又保证效率。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基本完成制定工作,关注焦点正转向后续执行和监督,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加以支持。对中国而言,参与2030年议程的全球伙伴关系意味着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在收益方面,中国的实力决定了物质性收益较小且领域有限,但在非物质性收益方面可能有较大潜力。相比之下,中国需要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更多物质性公共产品,但非物质性特别是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会遭到抵制。因此,中国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可概括为:物质性成本高于收益,非物质性收益具有较强不确定性。虑及自身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可以是:在全球性多边论坛作出明确战略承诺,在双边(集体)论坛作出切实的物质承诺,通过倡导2030年议程促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的贡献与经验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不仅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且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 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

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进入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非合作不断走向全方位、宽领域和纵深化的新局面,合作内容从过去的聚焦"五通"拓展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及健康卫生、和平安全等更多惠民新领域。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助力非洲的减贫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为提升新时代南南合作水平及推动国际对非合作发挥了有力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中国为非洲发展带来最佳机遇——专访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中央书记处政党与公民组织事务部长费卡都?特西玛?德吉福

<正>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提出开展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动",您如何看待"八大行动"?对进一步深化中非人文交流合作有何看法和建议?费卡都:埃中两国都致力于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八大行动"是旨在支持非洲发展的最重要倡议之一,为非洲发展带来了最佳机遇,得到非洲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大力支持增加对非援助,扩大贸易投资,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变革我们的欧亚地区:中俄的作用和角色——以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着力点

近年来,中俄两国不仅决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还以此为基础,共同推动欧亚全面伙伴关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与中俄两国相邻的中亚地区,面临"内外结合、多领域共生"的安全挑战,仅靠中亚国家自身能力难以应对.而有关国家在中亚的一体化方案,又具有相互竞争的特点,不仅无益于中亚的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中俄两国可以联合国颁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称"2030年议程")为导向,通过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为所有相关方在中亚地区开展合作提供共同的发展目标与合作平台.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目标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的结合?

过去20年中,国际上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有两大进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进程主要关注削减贫困问题,而"里约+20峰会"进程则旨在制定与MDGs相平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必须具备真正的普世性,且只能是"单一目标体系"。这样,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挑战便是如何同时虑及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MDGs与SDGs是种"合则互利、分则两伤"的关系。新的2015年后议程可由两部分目标组成,第一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发展终极目标,而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和生产。对于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而言,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更多是工具性的;所有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负有直接责任,对第二部分议程目标负有共同责任,部分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也负有间接责任。这一方法有效结合了人类发展目标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代表了两种极端立场的协议,使2015年后议程的所有目标都具有了不折不扣的普世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东南亚援助

自建国以来,中国对东南亚援助走过了增长、调整和发展三个阶段;尽管维护了国家利益并带动双边关系的发展,但也面临有效性递减,领域不平衡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既为援助东南亚带来机遇,也提出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既可提升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战略地位,又可提高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资金水平,还可以增强中国在对东南亚援助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中国对东南亚援助既面临如何发挥援助引领作用的挑战,又面临如何兼顾援助领域平衡的挑战,还面临如何提升援助有效性的挑战。中国对东南亚援助需要把握机遇,克服挑战,做出主动应变。中国可以利用援助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发挥印度尼西亚在地区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在兼顾援助领域平衡的基础上,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社会根基。此外,丰富援助政策的灵活性,为东南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也已成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当务之急。     

论21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周边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在中国周边外交思想继承性发展、中国实力增长迅速、周边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需求强劲和域外大国战略重心转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发展迅速,并呈现出伙伴关系网络快速发展、中国国际责任意识增强、以经济合作为主和注重项目优先的特点。然而,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面临中国海外利益扩大与保护能力不足、不对称结构下的认知差异扩大、领海主权争端激化、域外大国干预和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中国需要把握形势,主动应对,强化合作共赢意识,采取有效措施,持续推进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