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形势特点与亚信会议的新挑战

<正>当前全球安全形势可以概括为,世界总体稳定,一些地区热点问题降温,但新的热点同时升温。对话与合作依然是大国关系的主流,但大国矛盾和利益冲突明显上升。威胁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蔓延并成为新的安全隐患。国际安全中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亚洲安全面临新挑战,亚信会议肩负新使命。     

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解析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构成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的动因之一。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安全困境"现象很难完全消除。中国在崛起的进程中,其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尤为突出。美国把中国列为主要的地缘战略对手,认为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的霸权甚至威胁美国的安全;日本面对中国崛起,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千方百计强化日美同盟,增强军事实力以牵制中国;中俄互有需求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中俄地理上的邻近使发展动力有限,也存在若隐若现的"安全困境"问题;印度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的崛起,肯定会分散中国的精力,使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更趋复杂。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是多维的,分别涉及到共同邻国、地区和全球安全、中国国防现代化、核不扩散和国际核控制机制等方面.印度对华政策与行为深受其安全认知的影响.中印关系的改善,双边互信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理解和对华安全认知的调整.     

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核心理念、现实行动与未来路径

尽管尚未形成一个广泛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态势,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地区安全与经济形势变化,安全挑战正日趋严峻且超越单双边管控范畴,对构建覆盖整个地区、综合治理各类安全问题的多边合作平台的呼声不断上涨。基于中国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议,笔者试图探讨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原则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未来路径。中国自2013年以来为推动亚太安全合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标志着中国的地区安全角色正从传统的"参与方"向"积极倡导者"转变,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夯实了基础。随着相关理念的逐步推广,未来地区各国有望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中国作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导者,需要根据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可能发展,合理规划构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路径并提出明确而有力的阶段性行动计划。     

基于规范和身份的威胁建构——以俄罗斯的艾滋病问题为例

安全化本质上是在主体间对一个公共问题进行威胁建构的过程。它虽然解释了威胁建构的过程,但是它无法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公共问题被成功地建构为威胁,原因在于它将行为体的身份看作是先验给定,并忽视了规范对行为体的威胁建构的反作用。规范和身份是行为体威胁建构过程的两个重要变量,对威胁建构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本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问题被安全化的国际规范,俄罗斯的国际和国内身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相关国际规范的出现和俄罗斯身份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关于艾滋病的威胁建构。     

俄罗斯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回应及评析

俄罗斯认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明确将同中国协力应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势必导致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共同进退,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其战略针对性和威胁度。     

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利益分析

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利益不仅是中国周边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事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在中亚的安全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及其相关势力,维护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稳定与发展;建立中亚——中国能源运输新通道,消除中国能源安全隐患,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走向富裕,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发展;消除外部势力驻军中亚对中国所造成的军事安全威胁,与中亚国家建立和平友好的军事关系,确保中亚成为中国稳固的战略安全后院。     

认真学习 深刻理解——解读十六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部分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重点阐明我党对今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做出的基本判断。报告一方面指出“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另一方面也强调“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因素相互交织”以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的表现”,报告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上全面阐述了我党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局部动荡与大国竞合——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主要特点

2017年国际安全形势发展变化中的不确定性上升,局部动荡和武装冲突频有发生.主要国家战略忧虑增加,军费投入呈上升态势,围绕有关热点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性安全问题和挑战增多,再加上大国之间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对国际协调的需求也在强化,竞争与合作并存仍然是大国关系的基础性特点.战略武器形成的恐怖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持续增多、难以削弱的跨国跨区域联系等因素仍对维持全球战略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际安全空间和领域持续拓展,既诱发新的争夺,也为加强国际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条件.未来可能对国际安全带来重大冲击的直接来源是中东、东北亚等地区热点局势的失控.这些热点问题可能形成难以预料的巨大安全风险.     

打好当前涉华舆论战对中国意义重大

<正>日本安倍政府在历史观问题上不断倒退,同时加快修宪强军步伐。对此,中国打响了对日舆论战,对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及其危害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行为进行集中揭露和批判,以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走向的警惕。中国尽管占据道义优势,却难以先声夺人。相反,日本、菲律宾和美国对中国展开舆论反攻,渲染"中国威胁",矮化中国形象。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正在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做     

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安全

基于全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水安全、气候变化、公共领域、环境难民和军事与核扩散等方面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在几个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形象构成了挑战。     

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现状、特征与问题

2010年以来,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出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量,于2014年发布《欧盟几内亚湾战略》,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在五年多的实践中,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呈现表态明确、在已有框架下自主性不断增强、安全政策具有发展援助特色等特征。同时,欧盟参与地区安全合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理念与实践脱节,"以发展促和平"政策效果不佳且缺乏军事力量支持,推动国际安全合作成效不显,当前国际合作存在固有局限等。几内亚湾地区安全治理亟需国际通力合作,欧盟则需克服自身问题,提升安全治理合作成效。     

从上海合作组织看中国“新外交”的探索北大核心CSSCI

在新世纪的外交实践过程中,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包括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在内的一些新做法和新思路,被称作中国的"新外交"。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中国的"新外交"在安全合作、经贸发展、国际秩序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具体体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涉及大国博弈、地区合作、经济发展与文明对话等议程。在多边框架下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国家间的务实合作,坚持与世界其他力量的对话而非对抗,以中国的发展带动地区的繁荣,这些既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也是中国"新外交"的发展方向。     

国际安全战略格局动荡中的大国互动

21世纪头十年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趋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汇，各种战略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分化组合牵动着国际安全战略格局的动荡与调整。而“9·11”恐怖主义袭击和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战略意外”则加剧和加快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动荡和改组。     

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探究——基于安全化理论分析视角

21世纪以来,美国对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及生物技术滥用等蓄意生物威胁问题格外关注,逐步推动其议题"安全化",并不断加强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的构建与发展。在安全化理论的视角下对这一战略的形成和演进进行审视和研究,会发现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状况:合理的安全化和"过度安全化"现象并存。合理的安全化部分基本实现了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的战略目标,满足了预防生物武器威胁的安全需求;而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过度安全化"操作导致美国肆意发动生物反恐战争,反恐形势"越反越恐",对生物技术滥用问题的"过度安全化"也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这一战略对全球生物安全也产生了双重影响,在促进和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生物安全合作的同时,也有可能触发"生物安全困境",阻碍生物科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并恶化国际生物安全环境。     

2018:震荡与重塑中的国际安全秩序

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国际安全呈现出的新特点、新挑战、新机遇是近年来世界形势量变不断加速发展的最新结果,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内涵外延发生变化的反映,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形式之选择——以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为例(1999-2008)北大核心CSSCI

1999年后,全球艾滋病流行问题进入了美国的安全政策框架。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从一项国际安全威胁转变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策准备过程中的政治动员重点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重视对国际社会进行说服变为强调国内团结,尤其是争取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从多边转向双边,主要合作方式从政策施压转变为资源投入。在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上,美国面临着加强投入和重视国际协调难以兼顾的局面。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2022年国际安全：撕裂中寻求弥合

2022年，俄乌冲突使传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世界的关注焦点；传统与非传统两类安全威胁叠加联动导致地区动荡加剧；核安全与核冲突阴影笼罩世界；大国之间新一轮军备竞赛趋于激烈；中国周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全球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安全形势更显复杂、脆弱、敏感、多变。至暗的时刻孕育新曙光，撕裂的世界期待新弥合。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以大国的责任和担当积极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力争在变局中控乱局开新局，让人们在变乱的世界中增强了信心、看到了希望。     

中国与东亚地区安全——以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为视角

鉴于中国和东亚地区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双方在安全领域内的互动关系不仅在本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思考.国际关系研究已为此提供了几种关系模式,如中国中心的等级制,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安全困境",大国协调或共治,地区安全共同体等.上述看法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结构(结果)决定论的烙印,并不具有说服力.作者提出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的分析范式,即东亚安全是地区复合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亚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关系,其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过程导向"的根本特征.文章对ARF机制下中国的适应与"学习"及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角色与作用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显示出"过程导向"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塑造中国自身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重塑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