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与国际合作形式之选择——以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为例(1999-2008)北大核心CSSCI

1999年后,全球艾滋病流行问题进入了美国的安全政策框架。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认知从一项国际安全威胁转变为国家安全威胁。美国政策准备过程中的政治动员重点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从重视对国际社会进行说服变为强调国内团结,尤其是争取宗教保守势力的支持。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导致了美国对国际合作形式选择从多边转向双边,主要合作方式从政策施压转变为资源投入。在这一全球治理议题上,美国面临着加强投入和重视国际协调难以兼顾的局面。     

温特建构主义国家利益理论述评

基于整体主义方法论和理念主义世界观,温特建立了他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架构包含了温特建构主义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不仅影响行为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二是反物质主义原则,即: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不仅是物质性建构,更是社     

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后结构主义是对语言比较关注的一个流派。和语言建构主义相比,语言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具有完全的本体意义,语言被认为具有建构性、结构性,主要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语言的表述形成话语,话语建构知识和常识,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结构。就国际关系而言,后结构主义主要从表象政治入手,关注话语、身份和对外政策。身份和政策在话语中相互建构,相互调整。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国家安全方面,"我"的身份通常被表象为受到"他"的身份的威胁。从后结构主义角度来研究身份的表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的理解,也为我们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了启示。     

教派问题安全化形塑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

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不断加剧,尤其是沙特与伊朗的地区性教派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教派问题并不会自动影响对外政策,只有当国家决策者将教派问题安全化才会影响对外政策。沙特外交的激进化与教派问题安全化密切相关,由于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导致沙特的不安全感加剧,促使其极力建构教派冲突的话语体系,为其推行强硬的对外政策提供"正当"理由。沙特外交中的教派问题安全化分为四个步骤:建构教派威胁的认知、传播教派威胁信息、促使受众相信存在教派威胁、推行应对教派问题的对外政策。沙特通过强化宗教因素实施激进的对外政策,不仅强化了政权合法性,而且巩固了其地区领导地位,进而扭转了其与伊朗"攻守失衡"态势。但是,教派问题安全化使沙特深陷地区代理人战争的泥潭,而且教派冲突的叙事极易助推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并威胁国家安全。     

规范的含义与作用分析

规范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不同于“规范理论”的价值分析,本文提倡对国际规范的意义结构进行科学考察,以深入探究规范现象的客观本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规范应被视作集体共有的行为准则,具有因果关系和非因果关系(限制和建构)两种不同的作用模式。作为非因果作用模式的重要类型之一的建构作用,其具体作用机制体现为对行为体原有行为观念的重构或取代。本文还对质疑规范的功能性分类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性分析。     

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发展转型与运行机制

中国在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基础上,给予宗教充分的政治信任,促使宗教进入中国公共外交实践。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从产生到兴起,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审慎到积极的发展转型过程,形成了搭建国际宗教交流平台、举办大型国际宗教论坛、积极加入国际宗教组织、开展宗教互访和对话等多元形式。中国以制度化方式确立了宗教公共外交的规范基础、工作方式、目标对象和灵活空间,制定了规范宗教公共外交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主体协同配合的工作方式,交往对象的设定趋于精准化,并赋予宗教团体较大的灵活度。中国宗教公共外交也面临安全风险和竞争风险,虽然其并非宗教公共外交本身的内容,但却影响着宗教公共外交的范围和成效,需要进行风险防控。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未来发展,应致力于提升交流层次、建构国际化组织平台、扩大对象范围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实现宗教公共产品对内供给和对外交流的双重拓展,促进制度稳定性和创新性的同步提升,推动"五大宗教"和"民间信俗"的多轨发展,达成增信释疑和软实力建构的双翼任务,巩固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并行建构,以及着力"内涵式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双向强化。     

防控非国家行为体核扩散:美国的评估与政策

冷战期间,非国家行为体并未被美国列为核扩散的防控目标;在有关核扩散的威胁评估中,非国家行为体亦非美国的重要关切。冷战结束之初的一些国际事态和事件,引发了美国对非国家行为体涉足核扩散的担忧,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双边或者多边合作政策,致力于从上游阻断核扩散,并提高自身的危机意识,建设初步的危机管理与后果处理能力。"9.11"之后,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威胁被提高到同国家核扩散威胁同等重要的程度,与威胁认知不断加深同步的是美国的应对措施也在不断加强。随后提出的各种政策倡议、倡导的各类国际合作既加强了防扩散的内容,也加强了对扩散过程的干预,同时提升了本国的危机应对能力。美国全面调整了军控和防扩散政策的重心,从重视防扩散制度建设转向关注相应政策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支配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基本原理是“角色原理”。这是一种与“单位平等原理”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它源于核心行为体亲属集团内角色的自然差别，对行为体行为的评价基于对角色的预期。适用于中国人人际关系三个圈子中的三种文化，即“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也同样作用于国际行为体之间。与“单位平等原理”相比，“角色原理”对行为体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并且内化这种原理基本不触及行为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天下”国际秩序及其原理得以高度内化的重要原因。     

俄罗斯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回应及评析

俄罗斯认为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明确将同中国协力应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势必导致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共同进退,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其战略针对性和威胁度。     

俄罗斯警察:抓你罚款没商量

行走在俄罗斯远东乌苏里斯克市大街小巷上的中国人,除了极少数是旅游者外,大部分都是来俄罗斯“淘金”的中国国际倒爷,他们被当地的俄罗斯人公认为是有钱人。这些国际倒爷,就象是一座座采挖不尽的“金矿”,成为俄罗斯警察猎获的对象。笔者在俄罗斯乌苏里斯克采访了一个月,也被俄罗斯警察认定是国际倒爷,竟被无缘无故地抓住并罚款三次。尽管笔者亮出了“中国记者”身份,不怕曝光的俄罗斯警察根本不予理采,抓你罚你没商量！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读者与编者

美欧的对俄战略冲突无论是北约还是欧盟对俄罗斯有相似的改造目标。例如,北约-俄罗斯委员会致力于促进俄罗斯军队改革;欧盟-俄罗斯“共同空间”则是为了促进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欧洲化、加强俄罗斯与欧洲的政治交往;欧洲委员会则被用来提升俄罗斯的西方价值观和规范。在俄罗斯不再被视为最大的军事威胁后,美欧都在尝试着与这个昔日的敌人和平共处甚     

俄罗斯的腐败问题

反腐败也是当代俄罗斯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腐败盛行,严重阻碍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损害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妨碍有效发展国际经贸联系,助长了有组织犯罪。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В.瓦西里耶夫声称,今天俄罗斯存在大范围的腐败,它严重地威胁了国家独立以及进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     

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探究——基于安全化理论分析视角

21世纪以来,美国对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及生物技术滥用等蓄意生物威胁问题格外关注,逐步推动其议题"安全化",并不断加强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的构建与发展。在安全化理论的视角下对这一战略的形成和演进进行审视和研究,会发现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状况:合理的安全化和"过度安全化"现象并存。合理的安全化部分基本实现了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的战略目标,满足了预防生物武器威胁的安全需求;而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过度安全化"操作导致美国肆意发动生物反恐战争,反恐形势"越反越恐",对生物技术滥用问题的"过度安全化"也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这一战略对全球生物安全也产生了双重影响,在促进和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生物安全合作的同时,也有可能触发"生物安全困境",阻碍生物科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并恶化国际生物安全环境。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的转型与中国国际安全体系观

国际安全体系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内容。它指的是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与稳定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由特定行为规范和运行机制构成的整体。国际安全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处在动态变化中。     

历史问题“安全化”及其对21世纪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出现了严重"安全化"态势,它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因素嵌入中日关系结构,从身份—本体安全、国家战略与威胁认知等方面对中日安全关系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受害者身份认同与日本的自我优越认同和受害者身份认同存在裂痕,导致双方互将对方视为最大的"他者";中国以御辱图强的抗战精神来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梦,而日本新保守派则利用中日间的"恶性联动回路",通过"摆脱历史""利用历史"来实现其修宪、强军的"正常大国"梦;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的泛滥使中国担心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则担心中国重新复兴后的对日复仇情绪和清算意愿。在"历史战"风险巨大而近期难以走向真正和解的情况下,中日双方应相向而行,努力降低"历史问题"的"安全化"程度。     

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除了主权国家外，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但非国家行为体的分类问题仍然有待理清。 进行非国家行为体分类面临的难题 在对非国家行为体进行分类时，学界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把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划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否合理？界定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区别的标准是什么？     

国际文化的建构与中国崛起的影响

国际文化(或称共有观念)对国家外向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动中形成的共有观念及其建构的利益;崛起的中国的角色身份,不是由内在属性决定的,而是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确定的。推动国际文化向更高阶段发展,是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根本路径。但这不是中国单方面能够做得到的,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

国际安全机制作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对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发挥着作用。国际安全机制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融人国际体系的必然环节。其次，国际安全机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三，国际安全机制有助于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行为，是避免崛起大国“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第四，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政治与安全中的一个重要权力来源，是中国增强实力、运用实力的战略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