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城市规划决策对我国城市建设的启示——以加拿大城市和土地使用规划决策听证为视角

国外城市规划管理一般都比较注重社会参与和全民参与,并通过立法和机构设置保障全民监督的实施。加拿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听证被广泛用于公共管理事务以获取来自专家和公众的信息,对我国城市和土地使用规划不无启示。我国不可能完全模仿法制成熟国家的做法,但增加一些公众权利保障的立法规定和管理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行政服务与公众参与—当今社会行政权的新特征

按照我国行政法的传统理解,行政法被称为“管理法”,公众被定位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即他们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是受行政主体管理的相对方。而在当代社会中,受社会转型的国内背景和全球化的国际背景所影响,行政权的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行政主体与公众不再主要以管理与被管理的对立姿态出现,双方更愿意寻求一种服务与参与的良性互动关系。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国行政权的行政服务特征日益凸现,公众参与也日益成为大家的共识和具体行动。     

完善我国城市规划法律程序制度的若干建议

城市规划是城市未来发展的蓝图,城市规划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自由裁量性.①同传统的司法审查功能相比,②行政程序法由于更能体现对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与监督,所以可以将其视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力工具.各国在承认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拥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开始着重从程序方面规范和制约规划行政权的行使,强调相对人的合作与参与,公众参与、公开制度、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构成了城市规划程序制度的核心内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展的加快,再加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多种原因,使我国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几乎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在城市规划制定过程中,如何完善城市规划程序制度,通过正当法律程序防止规划行政权不被滥用,保障公民的民主参与,是我国城市规划管理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利益保障视域下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基于德国双层可持续参与制度的启示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制订中的法治化问题逐渐进入了我们行政法学研究的视野。由于城市规划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在规划制订程序中存在着公众参与制度广阔的适用空间,《城乡规划法》已经对城市规划制订中公众参与制度进行了比较原则的规定,但是各地政府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适用困境。我国应借鉴德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制度,确立以保障公众利益、防止公民权益受到过量损害为目标的制度,最终通过完善我国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具体制度,以期实现保障公民利益的目标。     

重大行政决策中协商民主的困境与突围——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实施为例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实施一年多来,重大行政决策中的行政公开、公众参与程度日益增强,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过于笼统原则的制度设计没有改变行政机关的决策垄断地位、行政机关体制内阻力表现明显、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普遍性有效性不足的困境。解决困境的有效路径是：以适度分权和细致分类为原则完善行政决策的协商民主程序设计,以考核、审查、问责为关键建设民主决策的监督机制,以增强意识、培育力量、畅通渠道为重点改善公众参与状况。     

论行政首长修改规划问题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被行政机关广泛运用于城市建设中。然而,在规划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却经常性地发生行政首长随意变更规划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现行《城乡规划法》中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比如规划修改的封闭性、公众参与的缺失等等。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在尊重规划具有裁量性的前提下,可通过赋予公众更多的程序权利、完善行政首长责任制和司法审查等方式,以强化对行政首长变更城市规划的监督。     

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以5·16邻水县事件为例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是推动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5·16邻水县事件中,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未遵循公众参与原则,公众表达诉求脱离了理性的轨道。5·16邻水县事件反映出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少公众参与、对话能力失衡、信息公开滞后。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重大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提升公众对话能力;同时,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能被舆论"挟持"。     

大部制：当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逻辑

随着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启动,大部制正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从行政管理内在逻辑的视角看大部制,它是当今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的基本范式,是我国构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同时,它也是新公共管理变革和绩效管理的必然要求,进而也是推进我国机关效能建设,打造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之冷思考

随着行政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推进,公众参与制定行政规定引人关注,有的地方政府对此制定了专门的规范性文件,但却往往将这种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这与行政机关乃执行机关的角色定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首长负责制的行政领导体制以及现代行政的效率追求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制定行政规定不宜将公众参与盲目原则化,应当通过强化专家参与力度、发扬行政首长负责制之长、加强行政调查手段等脱离这种原则化。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已引入城市规划公众参与逾十年,已到应当也可以反思之时.在此时期,其制度设计建构、运行情况均备受关注,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因此通过理论基础的寻找、评判,确定适当的政府与公众、国家与社会关系定位十分重要.随着公众参与的不断深入,应妥当设置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制度建构,改进参与所赖以运行的沟通中介机制,在制度内进行自主、理性的公众参与.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     

“活法”与“行动中的法”——兼论民间法研究的两条路径

埃利希提出的活法概念,和庞德所提出的行动中的法,虽然是法社会学中两个相似的概念,难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异。通过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两个概念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不同的研究路径。在我国民间法的研究领域中,仍然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状态,通过对于这两条不同研究路径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民间法基本范畴的研究更加清晰和自觉。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正确认识和处理思想政治工作的"位"与"为"

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态度,在一些地区或部门,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滑坡现象,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中"位"与"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角色定位,主动赢位,积极创位.     

论我国法律上的“没收““收缴“及其适用

我国刑法、行政处罚法、民法上的"没收、收缴或追缴"各有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但均应当以充分保护第三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为适用原则,防止滥用,否则就会背离立法精神,侵害人们正当的财产权益,给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成人高校学生违法违纪现象防控探微

由于成人高校生源路径较广 ,素质参差不齐 ,学生中违法违纪现象时有发生。这是高校学生管理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本文从综合治理的角度 ,提出作者的防控构想     

公共场所安检工作“效率”与“效果”间的权衡

由于公共场所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公共场所安全检查工作对"效率"与"效果"都有较高的要求。要兼顾公共场所安检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必须处理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依法管理和用心服务的关系、公共安全和生活便捷的关系。为了解决公共场所安检工作现存在的工作处理不够协调、检查标准设定不够明确、安检队伍素质良莠不齐与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必须在"工作效率"与"工作效果"标准都不降低的前提下,权衡兼顾两者。     

约瑟夫·奈软实力说中的“吸引”与“追随”

倾心吸引而意在追随,这是约瑟夫.奈软实力说的最主要目的。文化中的＂吸引＂讲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而政治层面的＂吸引＂则既有特定目标,也有明确的吸引对象。但吸引毕竟不是宣传,不是操纵,而是期望寻找双方的利益结合点,从而获得别人的认同与追随,因而必然要对国家利益概念有所修正或拓宽。难的是叫人服膺而不是服软,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说,仍然是从全球霸主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奢望通过维护既有秩序而获得合法性与软实力,所以越来越显出工具性倾向。那么,吸引别人自愿追随,是由于精神力量的感召,还是＂巧实力＂的策略性运用,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美国版文化软实力的生和死。     

贵阳“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建设研究

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建设既是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容易混淆的两个重要范畴。明晰＂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的基本内涵,有助于找准＂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建设的着力点。贵阳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已有一定基础,探索贵阳＂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合贵阳实际的一些对策性建议,极具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