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印巴战略对话比较分析

2010年6月1-4日，首轮美国一印度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美方对这次印美战略对话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由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印度外长克里希纳共同主持此次对话。时隔一个多月，7月19日，美国-巴基斯坦第二轮战略对话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对话务实具体，成果丰硕。两次由美国主导的战略对话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再次引发了美国对南亚地区战略意图的种种猜测。     

增进战略互信 促进互利合作——记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10年5月24—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历时两天的本轮对话中，两国有关部门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对话成果达26个。这样大规模、涉及多个部门、议题广泛的对话不仅是中美展开战略对话以来空前，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说明中美在增进战略互信，促进互利合作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     

增信释疑话中美战略对话

在近期中美一系列高层级的对话机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莫过于8月伊始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对话。这是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双方首次在外交部常务次长级之间设立的常态高层级对话机制,这种高层对话将每半年举行一次。所谓“战略对话”,顾名思义就是其对话的范围不只是涉及双边关系,也不是拘泥于某一具体事务,而是既可以涉及双边,也可以超越双边。从此次战略对话的情况来看,不仅议题广泛,而且许多都是带有全局性的。显然,这种对话不仅有助于双方增信释疑,而且也能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防止一方对另一方的立场作出误判。     

高层动态

胡锦涛:中美战略首轮对话已达成共识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盖特纳。胡锦涛表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两国加深了解、互信与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双方已就今年7月下旬在美国举行首轮对话达成共识。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选择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自启动以来,已成为两国间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双边经济沟通机制。与中美经济联委会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既有制度安排相比,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议题范围更广,集中程度更高,双方的控制更为对称且机制的灵活性较好。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模型,本文考察了中美在分配问题、实施问题、不确定性、行为体权力分配问题上面临的合作难题,并且由此解释了这些难题与中美两国制度形式偏好的相关性。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巴基斯坦是中国制衡印度的重要力量，可使中国增加与美国对话渠道，并交好穆斯林国家。同时，巴基斯坦还具有重要的战略经济意义，对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方四岛,拨云见日?

日俄渐行渐近,就像上世纪70年代中日交好一样,乃时势所趋,安倍和普京不过是在顺应潮流罢了。继1月下旬日俄进行试探性的战略对话,结束双方长达4年的沉寂之后,     

中美互换了哪些牌

<正>5月24～25日北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并非谈判,所谓承诺都只是意向性表达,但仍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例如,美方承诺将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中方则将允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股指期货;美方承诺将通过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方则允诺会对在华合法经营的外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这些都是相互担保,互为条件的。所谓的"战略对话取得26项成果、经济对话成果包括5方面",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意义

2006年9月20日,在中美两国首脑的支持下,双方发表了《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启动了中美两国战略经济对话,12月中美两国在北京进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今年5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决定12月在北京举行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     

2015年6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中美举办战略对话与人文磋商多项成果促双方关系向好发展6月23—24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华盛顿举行。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克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出席联合开幕式并分别致辞。美国副总统拜登出席并致辞。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围绕清洁能源、绿色经济、海洋开发、网络安全进行了深     

宽广的太平洋不是博弈的竞技场

正对中国普通网友来说,若不是财长楼继伟针对美国批评的高调回应在朋友圈广为传播,今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能又被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亚洲安全大会给霸住眼球了。论重要性,比起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政府间旗舰级对话,由一家英国智库发起、将亚洲和西方防务部门高官聚在一起清谈的什么"香格里拉对话"确实不算什么事。但从香格里拉酒店     

试论全球治理对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影响

全球治理是我国新时期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新形势,是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紧迫性增强,制度创新需求增大,更加呈现多主体共治特点。这一方面对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产生了影响:战略机遇与战略挑战的界限逐渐模糊;战略机遇期的阶段性和交替性逐渐淡化。另一方面,也对战略机遇期的条件变化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战略机遇期的实力条件从依靠单一国家相对实力增长向依靠多国特别是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共同增长转换;战略机遇期的主观条件从消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向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路线转变;战略机遇期的体系条件从传统上的两极体系或多个两极化体系向多极体系甚至无极体系转变。我们应当更新战略机遇期观念,树立更加辩证而不是单向度、更加主动而不是被动的的战略机遇期观。同时,还应当采取恰当的全球治理战略。争取延长区域和全球战略机遇期。     

“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

自2017年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重新启动以来,其虽然只开展了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却引发了大量讨论和高度的政策关注。纵观这一对话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四国之间的某些共识构成了其重启后的显著特点,如更明确地将目标指向中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秩序构建的出发点、服务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需要以及开始将关注重点延伸至发展和治理领域等。基于这些新特点,“四方安全对话”在近三年来的实践中提升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和协同作战能力、从议题领域和地理范围两个维度拓展了四国的战略合作、在外交上释放了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并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从而对“印太”地缘环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从组织内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角度分析,“四方安全对话”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考虑到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战略文化视野下的印度大国平衡战略

战略是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概念，当今世界已把最高层次的“战略”延伸到国家“政略”和外事“方略”等方面，统称为“大战略”。战略文化与战略密切相关，并对战略的形成起着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是历史形成的一个国家与文明形态的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战略领域的集中反映。     

欧盟产业政策调整及其对中欧合作的影响

自1990年以来,欧盟产业政策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90—2000年的理念奠定阶段、2000—2009年的体系完善阶段和2010年至今的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阶段。欧盟2020年3月推出的"欧盟新产业战略"并不是又一次彻底的政策调整,而是2010年政策调整过程的延续和加速。事实上,2010年"欧洲2020战略"的出台便已揭开了欧盟产业政策调整的序幕,它在坚持竞争性的前提下,加大选择性干预的部门产业政策,并更具保护色彩,同时转向绿色化和数字化,将经济目标和社会、生态目标并重。"欧盟新产业战略"只是将加强产业保护以及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提升到了追求欧盟战略自主的高度。欧盟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中欧建立和加强绿色与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契机,但中欧之间的合作也因为欧盟加强关键产业保护以及绿色和数字领域的标准及规则的制定,包括欧美之间的协调而面临新的挑战。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

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是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深层因素。美国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综合考察战后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几个近乎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其中,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特征构成美国安全战略的深层脉络,在战略实践中起起落落但从未销声匿迹。这些思想观念所塑造的全球战略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历史与思想线索。     

流矢穿心

时尚 朱德庸 时尚不是设计师与顾客的对话，是骗子与傻子的对话。     

邓小平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选择

和平崛起是当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尽管这是中国高层首次用“和平崛起”描述中国的国家战略,但是这一思想并不是当今中国为了让世人接受自己的权益之计,而是中华文明与社会制度赋予中国的特殊禀赋,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已经清晰地提出了对中国崛起和平属性的基本思路和要求。     

美国创新战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奥巴马政府最新推出的美国创新战略,适度更新了国家创新战略框架,进一步提出了五大创新行动计划,继续强调了政府在国家创新中的作用。同时,该战略更加关注公共空间领域的创新、提高创新体系的效率和发挥私营企业的作用。但是,该战略也面临三大挑战,包括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创新体系从国防为主向非国防研究和基础研究延伸的有效性以及两党相互牵制和财政赤字高企带来的可持续性。中美创新战略间的竞争不是全方位的竞争,而是有限范围的竞争,美国创新战略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两国的竞争态势,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争端将加剧,但在基础教育、全球公共空间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创新方面既有竞争,也可能有合作,两国创新的主体——企业之间也必将是即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角色、作用与前景

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实施对外战略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对华战略实施过程中,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仅在政策倡议与舆论引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积极参与了美国对华全领域竞争。一方面,这些非政府组织深度介入涉华问题,通过对特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活动指导乃至直接介入相关暴力活动,推进危害中国主权的颠覆性活动。另一方面,美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渲染所谓"技术威权主义"等方式,积极参与对华经济战、科技战。在对华战略的对抗性不断上升以及战略筹码渐显不足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与国会将通过立法形式明确非政府组织在对华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并将通过增加资金支持等方式,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对华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对抗、经济与科技竞争中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又在促进对华合作领域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力,这又可以为保持与拓展中美对话与合作空间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