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玄学对知识分子心灵的塑造

中国的魏晋文化被学者们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在文化思想界出现了极具影响力的“玄学”。本文通过魏晋玄学在文化基础、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等方面所发生的转换和基于教育的途径,着重阐述了魏晋玄学对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塑造。     

玄学是魏晋时代社会思想的主流

魏晋时代是思想偏离儒家思想轨道的时期,它的思想主流是以道学为主体的玄学。魏晋玄学是一个具有完整、严密体系的学说,玄学一出现就作为统治思想而登上政治舞台,玄学形成以后对魏晋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从魏晋游仙诗的发展看“人的觉醒”

游仙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有着悠久的创作传统。降及魏晋时期,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的文人游仙诗。建安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游仙诗体现了儒家君子自我价值的觉醒;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正始游仙诗则体现了在玄学人生观的影响下,从价值生存形态返回本然生存状态的“人的觉醒”;东晋郭璞的游仙诗则是体现了在郭象玄学观影响下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调和。     

思潮研究的方法论断想及其它——中国思想文化史学习札记

在中国历史漫长的进程中,曾先后出现过不少具有时代特征的、大的社会思潮: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思潮、两汉的经学思潮、魏晋的玄学思潮、隋唐的佛学思潮、宋明的理学思潮、清代的考据学思潮。这些思潮,或奠定,或发展,或改变了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由这些思潮连接起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长河,是整个人类文化中的宝贵遗产。清理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遗产,对这些思潮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科玄论战·玄学·中华文化

玄学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称谓。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因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生现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而受到严厉批判。然而，随着工业东亚的崛起和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取向问题。玄学也随着人们对于中华文化的弘扬而获得新的发展机缘。     

“玄风”与“玄学”辨

对于魏晋时期的思想学说,学界一般统称为"魏晋玄学"。而追溯魏晋时期的最初史料文本,较"玄学"出现更多的却是"玄风"一词,二者所意蕴大有不同:"玄学"特指对"三玄"的学习,即老庄道家之学,与"儒"、"史"、"文"并称为"四学";而"玄风"则偏重艺术、审美与社会风尚层面。从指代魏晋哲学这一层面上看,称之为"魏晋玄风"较"魏晋玄学"更为贴切,更能够体现魏晋崇尚自然、旷达不羁的文化特质与时代特征。     

魏晋玄学对顾恺之形神论的影响

谈及中国绘画和中国美学,势必会提及魏晋和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对于当时的绘画艺术发展起到了关键而深远的影响。以东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人物:人物画家顾恺之为例,重点分析他所提出的"传神写照"这个命题的"传神"部分,进而阐明玄学对于中国绘画及美学的影响。     

魏晋玄学对顾恺之形神论的影响

谈及中国绘画和中国美学,势必会提及魏晋和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对于当时的绘画艺术发展起到了关键而深远的影响。以东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人物:人物画家顾恺之为例,重点分析他所提出的"传神写照"这个命题的"传神"部分,进而阐明玄学对于中国绘画及美学的影响。     

论魏晋清谈

魏晋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对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可以看出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玄学与理学的言意之辨

玄学与理学是一种通过诠释经典而实现思想创新的学术思潮。魏晋、宋明的学者是在重新注释儒家经典过程中完成思想创新,而言意之辨正是他们通过诠释经典而实现思想创新的新方法。从方法论意义上分析、讨论玄学、理学的言意之辨,可以发现这两大思潮在经典诠释方法方面传承发展的逻辑关系。     

晚霞与曙光——论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

<正>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之际,曾经历了一次巨烈的社会振荡。这一社会振荡,集中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痼疾,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长久的历史酝酿,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社会巨变中涌现出来一大批思想家,从哲学、历史、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对宋明以来的理学进行了批判,形成了完全可以同战国的诸子争鸣、魏晋的玄学论争相媲美,而又有着自己时代特征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光彩照人的篇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潮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类比。然而,这个斑烂绚丽的时代光彩,崭露的究竟是日薄西山的一抹晚霞,还是拂晓晨曦的曙光?对它的不同回答成了当前反省传统文化一个争论的热点。中世纪的黑暗一定要结束。近代启明星的升起,就是它结束的标志。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奇怪的是,三百多年前这个被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呼唤出近代文明的降临。那时中国的     

魏晋风流与《世说新语》

“风流”从玄学理论上讲是那种以“弃彼任我”为主体的，不被外物所累，来去逍遥，任我而生，并且指向超越的美的风范。《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展现的魏晋风流却在“弃彼任我”的“超越”中羼杂了执着於世情的别一番的美感。而东晋佛学的渗入在对于这种世情纠葛的了悟中昭示了魏晋风流的消解。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魏晋法律文化述略

魏晋承汉启唐,是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特若律令体系结构和重组的时代.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脉络而言,其根远追先秦,近及秦汉,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魏晋法律文化有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继汉开唐,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因此,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因子之一,是如何与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书写

汤用彤接续古典,以跳脱窠臼的现代眼光,深刻体悟魏晋士人建构玄学的实绩。他扣住自然与名教之辨,系统爬梳魏晋士人的哲学言说,全力体现各家学说独具特质的理论涵盖。他以问题意识为中心,创造性地认定得意忘言为魏晋时代的新方法,并大力体认言意之辨广泛用于时人的解经释典、体玄证理、调和孔老等学术实践的存在事实,藉以言意之辨建构了魏晋玄学的书写范式。他的魏晋玄学书写实现了从汉儒以前的宇宙生成论到宇宙本体论的新跨越,绘制关于宇宙本体论及其玄学本质的崭新认知谱系。     

魏晋风度: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

魏晋风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魏晋名士清谈玄理、品评人物、服药饮酒以及日常的言行举止,既展现迷人的风度气派,也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般若真谛慧远与罗什之争

慧远是东晋大和尚佛图澄的二传弟子、名僧道安的得意门生。佛图澄、道安死后，慧远与著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他们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慧远的般若——本无宗　　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它要在中国扎根，必须在很长一个时期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依附于黄老之学，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本无宗”的影响最大，其代表人物是道安和慧远。“心无宗”的影响也很大…     

玄学与道教

玄学是哲学,道教是宗教,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它们都以《老》、《庄》与《易经》为经典;道教中人亦谈论玄学熏玄学中人亦信奉道教,玄学与道教呈交叉状态;名士与道士都热衷于玄言诗的创作。玄学由于信奉老庄、崇尚隐逸、亲近自然熏故第一次把山水作为表现的内容熏开山水诗创作的先河熏而道士由于常年与大山为伴熏故山水诗创作的题材更加宽广。     

魏晋清谈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清谈是魏晋时期盛行的社会风尚,清谈之风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清谈在魏晋时期经历了正如清谈、元康清谈和东晋清谈三个发展阶段。魏晋清谈对当时的文教政策、教育思想、教育目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方法、教育形式、教育内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土性与现代语境：道家道教与文化自信的建构

当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都离不开现代价值和全球化的语境，同时也要十分突出本土性与主体性。中国文化应该改变被动、应激性的回应模式，主动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挑战，这不仅是重新找到当下价值的必由之路，也是在全球化文化图景中建立主体性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化体系又是十分复杂、内部互补的，任何一种本土文化都可以为现代化和全球化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中道家与道教传统以独特的生命观、历史观、超越性达成社会政治及个体精神的平衡，更应该完成公共领域指向的话语建构。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才可能是世界的，也才可能是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