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五国FDI法律制度的对比研究

外国投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是一国平衡经济监管权和开放国内投资市场间最重要的砝码。各国吸引外资基本上都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在本国成立企业为主要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和发展,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五国作为中国最具潜力的投资东道国,其外国投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各具特色。全面了解和比较相关法律规定,是中国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之前的必备工作。     

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文章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OFDI无显著影响。该结论对于更好地认识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别对东道国经济体的影响,特别是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尽管对于发展中东道国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优势,但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比发达国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高.     

国际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剖析

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对东道国就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起到创造东道国的就业的作用。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就业创造的因素很多。为了缓解本国的就业压力 ,东道国可以采取诸多政策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疏导 ,以期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创造的就业数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FD I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区域分布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敏感度不高,行业分布显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政策的完善建议,以及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亚五国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OFDI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受到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制度环境及产业基础的正向影响,而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劳动人口结构、我国与东道国贸易的紧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动机与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中的边际产业转移有所不同,投资目标更加多元化,更多地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从而也更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中国迈入对外投资大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2010年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家,已经具备大规模发展对外投资的基础和动力。未来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对外投资经验的缺乏和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的欠缺。此外,中国对外投资还要防范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法律环保等风险;要警惕＂钱在海外,身不由己＂,就要大量投资实业,发展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只有强科学管理,做好战略规划和政策保障,才能使中国海外投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美日印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举措及借鉴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相比较而言,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在发展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对我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需完善境外投资法规,规范管理体制;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建设;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导向。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

区位优势的选择是中国发展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区位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要素诱发理论等对跨国企业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目前,影响跨国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有: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直接目标;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是否有利于发挥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否有利于中国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对中国境外投资的影响;科技创新环境和科技人员的可得性等。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重点在于: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积极开展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加快投资于东欧地区和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等。     

公共政策与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

政治经济学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国家能够影响本国企业国际化的行为,从而使得作为一项经济活动的企业跨国投资并不完全遵循市场的逻辑.在中国的语境下怎样检验这一假定?通过分析中国“走出去”战略下的政策变革及其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文章认为,公共政策和企业对公共政策的反应共同塑造着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特性.“走出去”战略及相关政策创新构成企业对外投资赖以凭借的国家专有优势,国家已然成为企业“走出去”的强有力联盟;而中国政治经济的转型性质,也决定着企业需要对不断变化的制度框架做出持续反应,企业通常通过自身战略的调整来满足政府的政策要求或规避制度约束,这是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呈现独特市场表现的重要根源.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后,我国集中于亚非地区以资源获取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发生显著变化,发达国家和二、三产业的占比迅速增长。金融危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提供重要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上,我国以货币互换为契机,积极推进金融业对外扩展,具有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并行的能力,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不同之处。着眼未来,我国须加快国际金融网络建设,重点以产业链为依托,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综述

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FDI) ,在全球开拓市场 ,在全球利用要素差异进行国际化生产。那么 ,有哪些因素决定其是否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呢 ?从已有的实证研究来看 ,在宏观层面 ,东道国市场规模、双边贸易联系、汇率水平及波动、政府治理基础、税收政策、母国经济发展水平 ,在微观层面 ,公司技术水平等都是文献中讨论较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和影响因素。     

经济主权原则在投资自由化下受到的限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掀起了投资自由化的热潮,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卷入其中。基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国将不可避免地鼓励和促进对外投资,作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的经济主权原则始终贯穿于对外投资的整个过程,但在投资自由化趋势下,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在某些方面限制和削弱了这一原则。一、双边投资条约。双边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投资者及投资领域、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及争端解决。在缔结双边条约时,东道国往往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目标做出一些妥协给予外国投资以优惠的投资条件。根据国际法,缔结条约双方必须…     

影响跨世纪中国外交的地缘政治因素

任何国家都存在于特定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地缘政治因素始终作用于一国的对外政策。就中国而言，冷战后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美国对华地缘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独有的地理条件都在深刻影响着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国际投资法中的母国措施问题研究

母国措施近来颇受国际社会关注。母国措施的种类有信息支持、经济支援、投资保险、税务措施以及技术转让等。母国措施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它既可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产生阻碍作用或者损害东道国的利益。各国在继续实施一些优质母国措施的基础上．应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在国际条约中强化约束母国的措施以增进母国措施的有效性。中国在母国措施领域存在信息提供不全面、缺乏对中小企业财政支持以及技术转让渠道不畅等诸多不足．须进行改进以适应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需要。     

国家战略、经济周期与中朝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近年来,人们对中朝关系的发展莫衷一是。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影响中朝关系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国际化是影响中朝关系的新的重要因素。经统计检验,本文发现OECD国家的经济周期、世界经济周期和OECD国家的进口增长率与中朝关系活跃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世界经济特别是OECD国家经济扩张时期,中朝关系相对冷淡;而在世界经济特别是OECD国家经济收缩期,中朝关系相对活跃。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本文认为,国际化三要素中关键自变量的变化是形成中国对外关系中周期的原因。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际贸易(包括中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取代了新中国三十年中周期的自变量,形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周期。随着中国对自身定位的变化,国际资本交易和中国对外投资将成为下一轮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变量,新的中周期开始形成。中朝关系的波动是以中国的政治中周期为底线的,对中朝关系的偏好和预期,需要更长远的历史透视和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     

从跨国并购看区位优势的弱化

全球经济、生产、投资的一体化发展 ,促使跨国公司 (MNEs)成为跨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跨国企业并购是企业并购现象与跨国投资现象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 ,是生产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直接投资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巨大变化引起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界的关注 ,对 FDI的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研究内容 ,同时 ,也对以往研究 FDI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转变及世界经济发展所导致区位优势非差异化 ,使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吸引力下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目标企业的并购投资更多侧重该企业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和核心能力。     

中国流通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协同研究

从中国流通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出发,通过对流通业与制造业两者之间的协同理论分析,指出依托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中国流通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利用2003-2015年的中国流通产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中国流通业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带动中国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845%。最后,从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提出依托制造业,发挥协同效应,进而推动中国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