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及协调——以中国近现代婚姻立法史为视角

通过梳理近现代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的历史嬗变，探究了习惯的类型，试图探寻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婚姻立法进路和婚俗改革，进而协调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问题。     

法律生命论

法的存在可分为两部分实在法只是法的"肉体"的存在;而赋予法律以"生命力"的是法的"社会性"存在,即法律在现实中切实得到公正施行与普遍遵守,违法者切实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一句话,法的生命源于法的社会性,在于法的实践与发展,在于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而法的实践必须与人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相适应.本质上,法是"属人"的,它应该是维护人的自由、解放与发展的工具和重要保障力量.这是法的实践性和发展性的必然要求.     

基层司法过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根源及解决

当今中国的法治障碍主要表现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这一矛盾导致民众普遍不信任裁判结果,降低民众对法律的确信。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首先源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但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矛盾的关键因素集中于不同的法律文化,国家法属于"形式的理性的法",民间法是"实质的非理性的法"。二者各有优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便于开启中国法治梦的理想图景。着眼于二者呈现的不同法律文化,明确二者在中国法治路途上可相互补益,最后提出具体措施,树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思维,适用区际法律冲突法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培育法官理性的裁判思维,发挥陪审制的作用,增加裁判语言的说服力,提高法律解释的可接受度。     

风俗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之我见——从继承、赡养的角度分析

《今日说法》的一则案例,引发了我对风俗习惯与制定法冲突的思考。法律与风俗习惯都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规范,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继承、赡养等问题。司法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当深入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制定法为依据,适当结合当地的善良风俗,以期更好地解决纠纷。     

法文化"二元冲突"的传统法文化因素

我国目前制度性法文化和观念性法文化存在"二元冲突"的状况,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传统法文化观念对现代法治观念的排拒.主要表现为"礼治"等级特殊性原则与法律普遍平等性原则的冲突;权力至上传统与法律至上原则的冲突;程序正义观念与程序虚无观念的冲突;工具意识的法律取向与保障权利的法治原则的冲突.     

生产、销售假药罪法益辨正与“假药”刑法内涵分析

界定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假药",必须明确两条主线与逻辑起点:一是明确该罪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而不是国家对药品的监督管理秩序;二是法秩序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刑法机械地"比附援引",法秩序统一是法精神的统一,与法概念的解释无关,坚持法秩序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对不同法律部门的概念均作相同的解释。在这两条主线与逻辑起点的当然推导下,应将"假药"限缩解释为不具有真实药效的药品,这既符合规范目的,又有利于软化法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     

刑事司法中逻辑法条主义的反思

鉴于"深圳鹦鹉案"等热点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与大众情感、观念的尖锐对立,有必要对决定裁判结果的逻辑法条主义进行检讨与反思.逻辑法条主义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包括定罪层次的定性化机制、量刑层次的定量化机制以及刑事程序的科层式决策机制等.逻辑法条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成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法条主义从无到有、逐渐形成,当前的司法体制则为逻辑法条主义的盛行提供了理念、制度、技术上的支撑.然而,逻辑法条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冲突,包括实质正义观念和形式正义观念的冲突、专业审判组织决策与民众意见的冲突、抽象立法与具体现实的冲突等.为达成逻辑法条主义下的情法协调,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予以改革完善,包括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官造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巡回法庭的法律审制度)、提高立法技术等.     

合同proper law的内涵

proper law源于一项传统的系属公式"合同适用合同缔结地法".胡伯在解释合同缔结地时,赋予了proper law"意思自治"的思想,在以后的发展中proper law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以"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相结合的含义.本文通过将proper law与其他相似概念的比较分析,首先指出proper law是一个集冲突规则与实体规范为一体的概念,是一个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结构.其次,阐述了proper law中限制"意思自治"范围的标准是"善意、合法和不与公共政策相违背".再次,本文强调了"合同自体法"的概念并不能涵盖proper law的全部含义.接着,指明proper law的体系就是统一的properlaw规则与不同的准据法群体的结合体.最后,指出"特征履行"是"最密切联系"发展的新形态.     

论国际私法上的先决问题与主要问题——基于教学创新的涉外继承案

确定先决问题的构成要件,不宜太严,也不宜太宽,而应当基于国际私法上先决问题的概念、目的,并结合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发展、变化的特点,合理确定。在认定争议性时,宜考虑依据法院地的法律与依据主要问题准据法所属国的法律解决先决问题的结果不同;只要先决问题中包含真实的法律冲突,不再要求构成"冲突规范之间的冲突"以及"主要问题依法院地国的冲突规范必须以外国法作为准据法"。确定先决问题准据法时要考虑我国法律不适用外国冲突规范的立场,又不至于造成我国法院判决申请域外承认与执行时的麻烦。     

再论法是"理"与"力"的结合

本文阐述了法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对法的认识和理解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的观点.     

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与协调——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国家法与民间法同时存在并引发冲突,尤以婚姻家庭领域为甚。婚姻习俗与制定法发生冲突,使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遭受重创,协调两者冲突尤为关键。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对婚约、彩礼等传统婚姻习俗的存在状态进行考察。婚姻习惯与制定法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譬如婚约的效力、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条件及比例等。在坚持现行法律规定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民事尤其是婚约与彩礼纠纷审判中引入习惯,积极运用习惯解决相关法律纠纷,是解决纠纷、协调冲突的新途径。     

苗族婚姻习惯法追踪

历经变迁、沉浮和积淀,苗族的婚姻习俗演变为婚姻习惯法,在婚姻家庭领域与国家法出现了表现形式各异的融合与冲突,笔者利用暑期社会实践,对此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追踪调查,并对苗族婚姻习惯法在法制建设中作用进行了严肃的法律思考。     

浅析民国时期的山东婚姻习俗

通过对民国时期山东婚俗的考察,可以看出妇女自由平等的思想也开始慢慢觉悟.要求摆脱传统婚姻陋俗,主张婚姻自主,是妇女婚姻生活发生转变的关键.     

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研究——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

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婚姻家庭法是私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法律体系架构的角度考察,婚姻家庭法并非只是私法。法律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绝对,二者互为关联、互相影响。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可知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占绝大部分;国家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维护弱者的权益相当必要。因此,有必要转换思路,突破传统思维定势,确认婚姻家庭法是公私混合法的性质,以求符合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与功能。     

论结婚的意思表示瑕疵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意思表示瑕疵的婚姻形态仅规定了因胁迫而缔结的婚姻,实际上,在缔结婚姻行为中传统民法规定的各种意思表示瑕疵形态都是存在的。为此,一方面可以在现有的民法体系中通过法律解释来缓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应修改婚姻法,将存在意思表示瑕疵的婚姻形态确定为虚假婚、错误婚、欺骗婚、胁迫婚。     

中国当代乡村婚姻的传统特性

缔结两性婚姻以爱情为基础获得了广泛认同，婚姻法认可感情不和可以离婚在法律上确立了感情在婚姻中的基础地位，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然而，在广大乡村地区，受制于交往场域的狭小的限制，财富积累的缓慢以及手工农业生产方式等制约，婚姻具有明显的乡土区域性，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包办婚姻等通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婚嫁模式仍占主导地位。     

婚约及彩礼返还的法律分析

婚约现象在我国特别是农村仍然大量存在,但我国法律未将婚约纳入调整的范畴。文章探讨了婚姻的性质,并分析了婚约解除后财礼的返还问题。     

论加入WTO后海关的行政立法改革

加入WTO后对海关工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首当其冲的是海关行政立法工作。对照WTO的基本规则 ,通过对现状的反思 ,当前海关在行政立法的价值取向、立法的民主性、公开化、法规的清理 ,立法的监督及立法者的素质等方面存在不足。为此 ,要采取相应对策以推动海关立法的法治化进程     

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以《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从立法上宣告了我国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私的关系,无论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都可以得出婚姻法属于民法（私法）以及民法（私法）包含婚姻法的结论。长期以来,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仅仅停留于形式,由此制约了婚姻法学的纵深发展,也妨碍了私法体系的统一完整。在法典化的背景下,实现婚姻法向民法的实质性回归,是关于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唯一正解,也是制定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中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     

评我国离婚制度中的家庭自治与国家介入

婚姻家庭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确认和保护的本位主体有两个:一是社会,二是个人。保护社会利益需要国家介入,保护个体利益则要重视家庭自治,这就要求婚姻家庭法要充分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现行离婚制度注意到了家庭自治与国家介入关系的协调,但在一些方面也存在国家介入不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