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缘起、问题与完善

社区矫正思想的产生与演进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刑罚及行刑思想的理性探索。社区矫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符合行刑由严酷走向宽缓的国际趋势。我国实施社区矫正制度的前景取决于社会刑罚观念、社区的发育成熟度以及相关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施行中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重刑主义思想在人们心目中的根深蒂固;其二,社会基础层面社区发育的不成熟;其三,法律规范层面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有待完善。我国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实施社区矫正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其一,营造"宽严相济"思想的社会氛围;其二,进一步塑造社区矫正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其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相关立法。     

食品安全:从“大监管”到“深治理”

影响食品质量安全因素的复杂性与即时性、食品加工及交易的频繁性以及食品质量安全的强隐藏性等,导致食品安全监管存在不完全监管的"先天缺陷"。但由于其职能对应的是显性、急性甚至直接危及生命的食品安全问题,也就会夸大其作用,结果会使食品安全治理陷入只要政府控制住了食品安全事件就等于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误区,进而诱发理论界和政府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上的"监管主义"与"大监管"格局。然而,"大监管"格局并非保证食品安全的必要条件,反而还会导致监管的低效率和食品安全治理的偏失。为此,应采取"小而精"的终端食品加工监管,更加重视始端治理的绿色农业技术服务,使县域城镇成为提供绿色农业技术服务的有效载体,以实现我国食品安全     

“社会问题”的性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不仅面向问题的提出,还面向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个人的机械总和,因此,社会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过程既不同于个人问题,也不等于个人问题的机械总和。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五四"先贤对社会问题的性质存在观念分歧,但都反对偏废"问题"和"主义",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建设“两型社会”的法律保障体系

"两型社会"建设离不开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我国应以法律手段确立和保障"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国策地位,加强法律保障的系统性,加大法律保障的力度以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应相对淡化

食品安全是维系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在严重危及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食品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以“严刑峻法杀无赦”的重刑主义规制食品犯罪无异于舍本逐末；反之，在食品犯罪认定中，降低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提高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才是规制食品犯罪之正途。对此，在食品犯罪认定中可引入过错推定责任、疫学因果关系说，将食品犯罪认定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强度相对淡化，从而遏制食品犯罪的高发势头，保障民众食品安全。     

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浅析“问题与主义”论争

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寻求救国真理的历史演进中,"问题与主义"论争具有历史性转向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过往聚焦资产阶级文明目光的最高点总结,而且开启了追寻社会主义文明新目光的起点。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新视角探讨"问题与主义"论争,可以清晰地展现李大钊作为那时先进中国人的突出代表,在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汇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探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目光转向、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积极构建哈尔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对策研究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成为政府部门亟须解决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针对目前哈尔滨市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以及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建议,旨在完善我市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切实保障好我市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基于实践思维方式,秉持人民中心的执政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出鲜明的思维伟力,即"战略思维"谋大局、"系统思维"布全局、"辩证思维"看问题、"法治思维"求善治、"历史思维"谈初心、"创新思维"增活力、"底线思维"防风险、"精准思维"惠民生。     

日本食品行业FCP的运行机制与功能研究——基于对我国“三鹿”、“双汇”事件的反思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应对国内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的消费者信任危机,在食品行业实施了一项以强化食品行业相关主体之间信息交流为特征的食品安全管理工程项目,即FCP(FoodCommunicationProject)项目。本文首先从"三鹿"、"双汇"事件出发,反思了我国食品行业主导企业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影响及其深层原因,指出了目前我国食品行业中大型主导企业的食品安全责任缺失问题,并阐述了借鉴日本食品行业FCP项目理念的意义所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FCP的系统结构、运行机制的深入分析,挖掘了FCP在食品安全控制中发挥的功能作用。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揭示了FCP对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启示,即政府应重新定位自身在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应有角色;政府和企业应重视通过信息沟通挖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管理潜能;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合作建立食品安全控制的利益主体主导机制。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程序问题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深入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当前社会管理中受"唯目的思维"影响的"维稳"任务的破产,另一方面在于法律程序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化、制度化的基石。因此,为保障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完善立法程序,推进程序性立法和现代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健全行政程序,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完善司法程序,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完善程序性制裁制度,树立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威。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妇女议会”

近代早期的英格兰,许多少女不能在最佳婚期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被迫成为单身女性。随着单身女性数量激增,她们在公众的眼中,从最初的社会受害者演变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为解决女性缺乏婚姻伴侣问题,单身女性虚构出了各种请愿和抗争,同时幻想建立只有女性参加的"妇女议会",制定相关的法律,进而借助法律的手段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妇女议会"提出的各种方案,却因思想过于激进、内部矛盾冲突严重,兼之男性强力阻挠,最终失败。但作为少数极端女性维护自身权益的一次特殊尝试,其表达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女性对父权制的不满与抗争。     

困境与出路:我国社区服刑人员帮困扶助工作实证研究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帮困扶助是社区矫正的核心要义。预防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实现社区服刑人员良性复归社会、践行刑罚人道主义是开展帮困扶助工作的动力之源。然而,以往社区矫正帮困扶助措施受重刑主义的影响,执法观念多有偏差、法律规章频加排斥、社会参与屡受阻滞,严重掣肘社区矫正权利保障功能的发挥和刑罚目标的实现。为提高社区矫正帮困扶助工作的实效,需要更新理念,纠正偏差认知,形塑人道观念,以此祛除法律制度中的不公平设计,并通过创新发展帮困措施,促使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群体,复归社会。     

行政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制度的检视与反思

一方面,行政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业已成为规制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为社会群体自我防范风险提供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不当,这种规制手段又可能侵害到具体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透过"典型事件"寻找消费警示在食品安全法规范中的定位,分析现有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主张将消费警示法律关系类型化,并通过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公布食品安全消费警示法律控制的一点思考。     

论“执法打折”难题的破解——从“改进治理方式”的角度展开

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当前法律实施的主要问题,可以界定为"执法打折"问题。行政机关单独执法的模式已经不能实质性解决该问题,我们应当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中系统治理的精神,寻求"多方参与"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社会执法作为公民参与的方式之一,成为重要的补充。惩罚性赔偿一直被视为民事性质,其实,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社会执法的基本形态,我们应该以此为突破口,确立行政责任民事化和民事救济行政化的我国行政执法新方向,让行政机关以最少的执法投入换来最大的执法效益,实现执法现代化。     

惯例主义下的法律推理观及其反思——以《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为文本的分析

形式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法律推理观事实上均有赖于一种一般科学模式下的法律推理观,即把法律视为支配所有案件结果的规则和逻辑。惯例主义下的法律推理观对比了法律命题和经验科学命题,提出了判断重要性的方法,从而建立起其自身的法律推理观。然而,其核心概念"惯例"并未有效地解决重要性判断的问题。     

加强社会法治建设“一流法治城市”

社会法治是当前深圳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加强社会法治建设是深圳全面深化法治、推进一流法治城市建设的固本之举和必然要求。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方面;健全法律体系,以法律平衡社会利益,有效保护公民各项权益;着力构建多元共治的法律框架,依法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快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夯实社会法治基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和依法监管社会组织,促进社会依法自治;加强网络治理,依法管理虚拟社会。     

解决“法律漏洞”的建议性思考——兼论司法实践中对普通法系的“法官造法”之镜鉴

频繁出现的触及"法律漏洞"的个案,既有特别事物之出现所固有的偶然性因素,更是由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与立法相对滞后,间或制定法本身不可能包含一切之局限性的必然结果.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漏洞"的处理,依中国现有的法律体制又常常出现"司法不公"和"案件久拖不决"等老大难问题.这方面可借鉴西方普通法系的"法官造法"制度,以减少或解决上述弊端,助推我国法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当代刑法重刑主义倾向之考察

自1979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刑法典以来,刑法得到了日益完善。但是,由于受传统重刑主义刑法思想的影响,我国在当代刑法实践中,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刑主义倾向,严打刑事政策是其制度上的代表。     

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法制创新路径探索

法制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制度安排和保障,是所有制度中最为重要、稳定且权威的制度。法制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法制化的重要路径,也是"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应有之义。针对湖南当前所面临的立法供应不足、行政执法乏力、司法保护软弱以及法制文化落后等主要法制问题,文章明确了在"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法制创新的基本路径,即:以现代法治理念为思想武装,发挥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和完善政府行政执法职能,加大司法改革力度,以期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实现法制创新对"两型社会"的切实保障和积极促进。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各地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反映出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不仅存在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而且存在监管主体责任不清、监管对象范围不合理、监管运行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政府作为干预责任主体,解决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监管"、"监管什么"、"怎么监管"及"监管责任如何"等问题回答,从而促进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