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督过失理论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的适用

当前司法实践对于食品犯罪的认定存在重刑倾向。通过对食品监管渎职罪法理基础的梳理可知,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适用监督过失理论时,行为人仅负监督过失的责任,而不承担管理过失责任。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应当限定为在食品安全监督业务中享有具体和实际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的价值基础在于罪责自负原则,因而行政机关监督过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有别于企业组织体内监督、管理过失因果关系的认定。同时,从因果关系角度考察,应当将被监督者故意实施犯罪与基于可信赖的被监督者之行为作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非法定免责事由。     

论产品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

产品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影响着产品侵权责任案件最终的判定。但是由于我国产品责任问题研究起步较晚,相关产品责任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甚完善,产品责任因果关系理论不够完善,导致了在实务认定中存在判决依据不统一,判决结果多样化的情况。在此试着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探析,说明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来认定产品责任侵权损害因果关系的合理性。     

刑法因果关系新思考

因果关系作为判断犯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其基本定位应解决在刑法中的地位、作用和范围三个问题。来源于苏联的因果关系学说、新近颇有影响的大陆法系因果关系学说,以及英美法系双层次原因说,都因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而令人难以倚重。确认介入因素的传递作用,并按照因果关系的逻辑类型,刑法因果关系可划分为充要条件的因果关系、充分条件的因果关系和必要条件的因果关系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合乎逻辑且有实践基础,可全面解决刑法因果理论的现存难题。     

《刑法修正案（八）》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理解析

为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了重大修改。结合修改内容,研究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食品含义、行为方式、明知的认定,量刑情节中“其他严重情节”、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类罪的区分,有利于促进修订后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缺陷及对策

食品安全的极大社会危害性相比其对经济的危害性,更适宜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范畴。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制持有不安全食品的相关规定,虽然持有不安全食品暂时不会发生危害后果,但一旦这种食品进行社会流通,为人食用,必然产生不可逆转的危害后果,故持有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应在刑法中加以规制。我国刑法和《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完全有可能导致刑事处罚的罚金远低于行政处罚的罚款。建议对食品安全犯罪应以"货值金额"为标准,设定较高的罚金刑限额。     

玩忽职守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玩忽职守”的行为本质在于对公务职责的懈怠，具体表现为不履行职责和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的重大损失包括无法实现的债权损失，但在立案后自然引发的利息损失不应计算在内。认定玩忽职守行为与重大损失的因果关系要运用偶然因果关系理论划定刑法因果关系的范围，运用因果关系中断理论来排除实害结果归于玩忽职守行为的可能性，运用监督过失理论来追究监督者的领导责任。在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跨法时，应以行为发生时法为“旧法”。当玩忽职守罪与近似犯罪发生竞合时，要区别情况，或从一重罪论处，或根据近因原则，以在因果链上距离结果发生较近的对应罪名论处。     

对完善我国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认定的思考

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至关重要。证券交易中证券价格的起落可能同时受多种因素干扰,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我国证券虚假陈述因果关系认定采用"因果关系推定"说,但还需要在揭露日的确定、因果关系类型的补充和系统性风险的认定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从食品安全规制看“三鹿奶粉”事件

新近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折射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和政府在社会性规制领域中时食品安全规制的缺位与不当,借鉴美国经验,应该从六个方面重构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规制体制:建立与宏观调控相匹配的包括食品安全规制在内的微观规制体系,建立食品从生产到消费整个生命周期的安全风险管理系统,健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重构食品安全规制体制,完善食品安全规制体系,设立行政问责制.     

医疗侵权案件因果关系的认定

近年来,侵权案件中医疗纠纷的数量日益增加,社会公众的讨论持续高涨,医患关系地位的平衡变得微妙。而在医疗侵权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可谓重中之重。把握医疗侵权相当因果关系条件成立的标准,明确举证责任,是正确解决医疗侵权案件的关键所在。     

电信诈骗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探究

电信诈骗犯罪行为人借助电信、计算机等通信中介实施犯罪,使得电信诈骗犯罪在时间、空间二维度上与普通诈骗罪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其犯罪形态的认定。然而,认定其犯罪形态的理论前提是界定犯罪是否已"着手",因此,在采用实质客观理论认定其着手问题之后,比较分析如何认定诈骗罪既遂标准的学说,认为采用失控说为标准界定电信诈骗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颇为合理。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基层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

目前我国检察系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着案件线索来源渠道不宽,线索及侦查管理属地化、抗干扰能力弱,初查手段有限,侦查资源分散,队伍管理和基建设施落后,保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健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内线情报网络”机制、外部调查取证配合机制、工作保密机制和污点证人制度,完善初查程序的立法和侦查强制措施,并集中线索管辖权和侦查权,整合侦查资源。要加强省级检察院对基层检察院的指导和领导工作,切实解决目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深入开展。     

我国建立“食药警察”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各省市相继建立了专司打击食品药品领域犯罪的警务力量,简称"食药警察"。"食药警察"有望在全国得到推广。但建立"食药警察",面临着诸多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如法律不完善、职责界定不清、部门归属不明、技术水平低、监督制度不健全等。美国FDA下属的犯罪调查办公室与这支队伍具有类似的性质和目标,可以借鉴其先进管理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建立高效的"食药警察"队伍。     

论警察涉黑犯罪的类型、成因及防范对策

警察涉黑犯罪是警察犯罪的特殊形态,其产生和发展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警察涉黑的类型可以分为主动参与型与被动参与型两种。警察涉黑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必须从用人机制、体制改革、消除风险、加大惩处、满足需求以及提升素质等方面创立一套完善的防范措施系统。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Rwanda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wanda’s decision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viewed in a wider context rather than as a mere result of top–down pressur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CTR). Part I traces the creation of the ICTR and the breakdown of negotia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from the ICTR’s jurisdiction. It then outlines Rwanda’s efforts to prosecute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dividuals accused of committing genocide-related crimes and notes the limited and steadily decreasing role the death penalty actually played within Rwanda. Part II discusses Rwanda’s legislation abolishing the death penalty and argues that both international pressure and loca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forces influenced the decision. Part III situates Rwanda’s story within a growing paradox of excluding the death penalty from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s for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while national jurisdictions maintain it. It concludes that as in Rwanda, any perceived or potenti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 national jurisdictions must be measured in light of local circumstances.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立法反思

1997年刑法,由于若干原因存在诸多瑕疵。因而很有必要从总体上和具体罪两个方面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进行反思。从总体方面而言,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体系、罪、刑及立法用语等4个方面需要完善;从具体罪方面而言,有8个具体的罪需要完善与法条的重构。     

刑法新增侵犯个人信息两罪之评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新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罪的犯罪对象应适当扩展到所有值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应由个人隐私权扩展到个人信息控制权,并包含个人信息财产权、个人信用权等;罪状设定也须进一步完善。     

论情商对犯罪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情商是个体对情绪的控制能力。低情商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气质、性格、人际交往等催化其形成反社会的人格品质,且对犯罪心理和动机具有激化作用。在犯罪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情商高低直接影响其在犯罪现场的行为表现。剖析情商对犯罪心理的作用特点,有利于更深层次地认识犯罪心理的产生、形成及变化规律,为揭露、打击犯罪提供帮助。     

低级别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途径分析

通过对2008～2010年两个地级市人民法院判决的530名低级别不法公职人员的犯罪情况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了低级别公职人员处置非法资产的主要方式分别是消费、投资、存入银行,即通常会选择简单、低层次、大众化的处置方式。采用这些处置方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交际圈层次低,二是利益相关人少,三是自身掩盖手段和能力不足。针对低级别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的特点,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监控：防范的重点应集中在简单、低层次的资产处理上,特别是境内的消费和投资;要发挥基层群众的监督作用,重视群众举报与上访的问题;要从内部的管理制度着手防范,规范办事流程,增强管理的透明度。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的界定——以张某某抢夺案为视角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是三个常见的、多发的侵财类犯罪,占据刑事犯罪的多数。三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当一罪中混合着三种罪的作案手段时难以辨别。司法工作者应在查清事实和情节的基础上,以法条为标准,综合运用法学知识,借助科学合理的分析方法,对案件准确定性。     

看守所在押人员再犯罪的刑事介入探讨

看守所承担管理和改造在押人员的重要任务,理应是巩固和延伸法律惩戒力的重要阵地。当前的看守所规范化建设既应当加强文明执法,充分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也要提高对在押人员违规行为乃至重新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对涉嫌又犯新罪的行为要介入刑事手段,坚决打击,使行为人罪责刑相适应。刑事介入只有有了充分的法理支撑,理顺启动和执行程序,才具备打击犯罪的应用能力,并体现看守所监管工作机制的科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