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移植与法律融合

在中外法制史上，法律移植与法律融合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各国法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印度和日本移植外来法的政治、社会、文化奈件不同，所走的道路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比较两国移植外来法，改造本土法，使两者并存融合的过程，仍可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共同的规律。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律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正义精神、民本精神、人本精神、和谐精神及平等精神等与现代法律精神相契合。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要移植外来法,但更应立足本国传统文化,挖掘本土资源,并大力弘扬其精华部分,传统文化中的法律精神正是本土资源中的宝贵财富。     

法律入侵的生态学分析

基于法律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发达国家法律时常跨越国家地理边界影响落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不适合本国实际发展需要,外来法律往往演变为入侵法律并造成系列社会危害,后发展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需对法律入侵保持清醒认知和必要防控。通过界定法律入侵的概念,分析法律入侵的特征、类型、形成和作用机制及其社会危害性,指出占据法律生态系统演替高级阶段的西方法律基于法治先发优势入侵并干扰他国法治建设,阻碍了世界法治民主化、多元化的历史进程,破坏了世界法治化秩序。中国作为西方法律入侵的重要目标国,在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应吸收借鉴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也需谨慎防范外来法律入侵,积极应对西方法治霸权与法治迷信,充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通过法     

论中国法律文化的继承与移植

怎样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对外来法律文化的移植,融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一直是构建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课题.承认并改造传统法律文化的有益成分以顺应时势,吸收借鉴外来法律文化的先进部分为我所用是我们在继承和移植问题上的应有态度.在借鉴外来法律文化时要注意:移植而来的法律文化要符合本民族的发展特质;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要根据移植法律部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在移植内容上应更为宽泛.     

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现象的关联考察——兼论我国法的本土化问题

法律移植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但是各民族国家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使得法律文化的交往产生了一定的困难,所以移植法律必须与本国的传统结合起来,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协调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会使得固有文化得以传承,又能开启未来,与世界接轨.中国法制自中华法系破产后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至现在仍不免"幼稚",因此移植自不能避免.然而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移植,又必须充分考虑本土化的问题,即使在诸多领域法律日益趋同化的今天,本土化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     

移植法律在中国的困境——关于法律信任问题的若干思考

本文借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在法制现代化的今天,中国目前实际上并不存在伯尔曼说的法律与宗教脱节所带来的法律集体信仰危机,亟待解决的是民众对国外移植而来的法律的不信任问题。如何保证法律利导性的实现,这是外来法律得到我国人民的信任的关键。     

英租威海卫的外来法、本土法与民间法

在民法典呼之欲出的今天,无需民法典却并不妨碍其现代化步伐的威海卫深陷对于“民法典情结”中的中国法学来说不啻构成一个颇为不利的历史反例。应当认真对待的是:普通法的地方法制经验是否或应当如何具有普适性?中国化是外来法“在中国”的基本方式。而如何中国化,则涉及本土法和民间法的有关问题。英租威海卫的中国法律及习惯是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对于这种被称之为“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赝品,与其用本土法不如用“民间法”加以概括或许更具解释力,亦更能在法理上反映外来政权、外来法与本土社会、本土法之间的历史关系。     

当代中国法制中的本土资源

中国当代法制中,法律传统的本土资源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为当代中国法制所传承的传统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二是遗存于当代中国法制中并被赋予新的生命力的传统实体法律制度;三是当代中国法制所保留并改良的传统程序法律制度.这些本土资源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法制的发展.     

民间法研究图书的出版

民间法研究将视野投向了中国民间社会鲜活的"日常生活世界",着力挖掘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力图发现中国社会实际运作的法的真实状态和实际效用。在民间法的语境下,法律结构二元论就表现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延伸而言还可以囊括本土养成与外来输入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民间法及其资源作为     

在规则秩序与自由裁量权之间——评《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如果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的过度控制,社会问题将难以解决。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在其《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中,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旨在放松法律规则对自由裁量权的束缚和限制。他们主张：为了回应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包括程序在内的法律形式主义能够被放弃。文章认为,这将必然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在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维持平衡。     

论法律的安定性

法律安定性不仅是法律自身的逻辑自恰性、连续性和体系化,更应该从法律与社会生活的适应关系中去理解。法律须被明确规定、实用而且保持相对不变,否则,法律平等、合目的性将无法实现。在转型社会法律安定性是在应对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与方法和法外空间等紧张关系中实现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明具有鲜明的特色:法制目标上强调"立善法"与国家兴衰的辩证统一;法制体系上自成一派,以律典为核心,又有多种法律形式并存;制度内容上体现出创新性与传承性的辩证统一;推崇礼法并用,刑事法与职官法发达;坚持人本思想,严格审慎的法律适用。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法律智慧和制度成就,值得当代挖掘和传承、择善而用,其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借鉴在于:重视立法质量,追求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吸收古代法律体系建构的优势,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制体系;崇尚礼法并用,发挥德法共治的治理效能,完善对公职人员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传承人本思想,追求和谐共存共处的法制文化。     

和谐视域下的法律解释

和谐理念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也是解决所有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法律解释将和谐理念纳入其对象、主体的研究领域中进行思考,会极大地加速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应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努力,进行有效的法律解释,构建和谐社会。     

法律资源不必“本土化”

一关于法律资源本土化的命题“法律资源本土化”（以下简称“本土化”）是在关于法制现代化的讨论中提出的与“移植论”相反的命题。当“移植论”者主张通过移植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以规范我国的各经济活动主体所从事的市场经济交往活动、实现市场经济领域的法制现代化时，“本土化”主张“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①“本土化”的理由如下：反论：“移植论”以法是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理论基础，③有明显的“唯意志论”的倾向；实践证明移植不可能成功；③“移植”导致中国民…     

纯粹法理论语境下的法律解释

凯尔森在纯粹法语境之下,对法律解释进行了分析。由于凯尔森法律体系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法律科学纯粹性,因此法律解释理论也是具有自身纯粹性。尽管不同学者对其抱有悲观态度,同时凯尔森对其论述着墨不多,但是凯尔森法律解释理论可谓是独辟蹊径。这种建立在纯粹法体系之上法律解释是形式的、结果的解释理论。凯尔森的法律解释是对自由法学中法律漏洞理论的一个回应。凯尔森认为法律解释存在于法律适用整个过程,但不可能用于漏洞填补。     

中国古代游侠的法律分析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法史学的视角观之，游侠缘起于社会变动和复仇之风，且随着国家权力集中化逐渐发生了变迁，因其自身的弱点及国家的严密控制致使产生异化并直至消亡。游侠在法律上可以界定为一种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扩张在现代社会仍有必要。从法社会学和法律文化的视角观之，游侠与社会法制状况密切相关，游侠之出现是对于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侠文化可以透视出民间百姓大众的法观念，侠义精神是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基于此，对游侠的研究对于考察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意义。     

日本传统法律文化在近现代的变化

日本是比较法学家极为关注的国家之一,它不仅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在西方的压迫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法律在近现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章从日本的传统法律文化着手,介绍了日本移植外来法的过程,进而分析外来法与本土法之间的冲突及其给日本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就日本人厌讼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转型司法中法律来源客观性研究

法律的来源存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次。基于客观性的探究,理论上,不同的法学流派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实践的表现没有理论上那么深不可测,法律来源的现实表现需要回应制度的诉求。在转型司法的语境之下,无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实践的操作,法律来源的客观性都应该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这就需要法律与公众的不断互动,缝合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缝隙,争取实现法律与社会的有效对接。以此,转型司法的法律来源客观性也就得以实现。     

法律移植话语逻辑的分析与反思

法律移植问题是一个讨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但多年以来在我国学者对法律移植这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却一直不得要领,原因在于一直没有能够将关于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关于法律移植的技术加以区分以及进行一种无立场的讨论。本文研究关涉世界结构之下的中国关于法律移植的法律哲学目的,同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对中国曾经存在并且仍然流行的一些论证模式进行了梳理,并且对其中两种比较流行和论证模式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诉求于市场经济/法制现代化而进行论证的论证模式和历史主义者诉诸历史经验而为当下中国法律移植的合理性进行比附论证的论证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反思和批判。     

归入与裂变: 中国民事主体制度法律移植的路径转向

纵观整个中华法制的发展历程,除中华法系时期曾经对他国法律发生过影响之外,移植他国法律应该是中国法律制度创建与发展的主要路径与模式.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民事主体制度基本上仍然以西方大陆法传统为依归,在结构与内容上都呈现出对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归入.而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法的全面引入不仅使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发生了路径转向,而且与民法的大陆法传统发生了裂变.围绕民事主体表达、所有制话语、法人分类、国家特殊主体定位及其机关全面法人地位等内容进行的分析具体展现了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对大陆法传统的归入及其裂变,为我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当代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