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模式初探

城管执法即城管综合性执法，包括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道路、规划建设、公安交通、工商摊贩管理等多部门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的一种行政执法制度。小摊贩是城管执法的主要对象，而小摊贩又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在执法过程中城管和小摊贩之间的矛盾也最为突出。本文意在探讨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如何调和城管和小摊贩的矛盾，在既不影响市容市貌又不威胁小摊贩生存权的前提下让他们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和谐生存，即意在寻求合理的城管执法管理模式引导小摊贩合理合法的摆摊经营。     

谁管“城管”,还真是个难题

正"城管"这几年成了一个热词。最近,又有报道说福州的社区协管员在与摊贩交涉时,一名70岁的老人劝其文明执法,结果被两名社区协管员打死。这两年,城管的名声实在是太差了,给人的印象就是粗暴执法,欺负人、打人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一旦发生问题,便被推到临时工、实习生身上,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城管立法之争

近年来,"城市综合管理"体制机制模式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开,一个由"城市管理委员会"统筹全局、以"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为监控中枢、以城管局为核心支撑并由其他政府部门公务协助的规范的城管体制,成为当下相对稳定的基本城管制度安排,为城市管理注入了新的机制与活力。但是由于缺乏更具权威性、更有统一性的城市管理方面的立法,城市管理仍然遭遇一些执法难题。     

城管主体的多维构设——寻求组织合理化的部门、层级和内部设置

在当前城管执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主体设置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却又复杂难解,且呈现出鲜明的多维样态:在横向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城管主体在地位上是与其他工作部门平行还是属于下设机构,在管理权和执法权的统合上是独立行使还是合署办公,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如何与其他部门衔接乃至于协调配合;在纵向维度上,主要表现为城管主体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中是否应当设置以及如何设置,在市区街道中层级数量和执法权限等应当如何处理;而在内部设置上,主要表现为城管内部由哪些机构组成,某些机构的职能界限和特性,以及执法队伍的地位、性质和编制方面的问题。对照现有的大城管立法例,探寻组织合理化的部门、层级和内部设置,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城管职能的必经环节。     

四川绵阳投入千万安装城管“电子眼”

<正>【本刊讯】四川省绵阳市今年计划投入1000万元,在全市安装城管"电子眼",实行24小时"站岗",既监控违章者也监督执法员,同时还可用于城区防洪视频监控,整个工程计划在4月底完成。一直以来,马路摊贩与城管玩你抓我躲的"猫鼠游戏",成为城管的老大难问题。为推进数字化城管,绵阳市     

立法调整、执法改革抑或公众参与?——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核心思路辨析

摊贩管理的暴力困境是行政处罚权体制改革的副产品,其主要症结在于监督城管的机制缺陷、制度与民俗相冲突两个方面。对比化解困境的三类核心思路:立法调整,需要协调多方利益、时间成本高、无力解决执行难;执法改革,缺乏监督机制与公信力、成效欠佳;公众参与,着眼于强化制约城管权力、引导社会舆论转向,是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理性选择。然而,公众参与存在被虚置的风险,因此,需要确立契约关系、全程监督等四项保障原则。     

从服务型政府的视角浅析城管执法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人们多元化的利益需求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了挑战。城管部门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着维持秩序、保护环境、促进和谐等关键性作用,尽管各地城管不断地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和执法手段的创新,但近年来"暴力执法"、"暴力抗法"的现象数见不鲜,执法者和相对人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有效缓解。本文从城管执法的现状和问题入手,深入发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运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来探寻完善城管执法的新路径。     

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的困境与出路——基于西安市城管的实证分析

西安市城管执法部门成立至今,积极探索出各种执法方式,例如：标准化执法,加强信息化管理的数字执法等。在维护市容环境、保障市民生活秩序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屡有发生这一直困扰着各级城管执法部门。本文从城管执法理念、城管执法机制、城管执法职能三方面寻求破解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困境的出路。     

城管事权的法理构筑——从相对集中处罚权到大城管立法

在当前城管执法面临的诸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事权”问题,主要是指在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中,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在执法事项上的权限归属.尽管始于2000年前后的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多头执法、多头处罚等问题,但又引发了种种新的问题;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城管作为一个单一的执法部门,能够掌管无限多样的执法事项显然不存在充分的法理正当性.而晚近部分地方开展的“大城管立法”,则通过“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对象下的事权明晰”这两个核心机制,为城管事权困境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制度方案或者可供试错的借鉴.     

试论城管执法观念之转变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城管执法工作日显其重要性,其工作的系统性、综合性、动态性、反复性使城管执法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但由于传统执法观念的"官本位"思想衍生的重要权力轻权利,重处罚轻服务,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观念,在执法中暴露出许多矛盾,甚至演化为暴力冲突。因此,树立人权观念、服务观念、和程序观念,使城管执法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成为建立现代行政的必由之路。     

城管和流动商贩都需要“合法化”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这项并不算特别重要的立法,因其中一条规定而引发高度关注:"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事项不包括经营场所"。这一规定被普遍解读为"流动商贩将合法化",并赢得了各界高度评价。看惯了城管和流动商贩冲     

转变治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区——试析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中,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居民个人对社区公共政策的参与,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机制缺乏的状况。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模式,全面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城管警察”现象的审视与反思

在当前的城市管理中,"城管警察"可谓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近年有关"城管警察"的消息不绝于耳,陌生是因为我们至今仍分不清它到底是城管还是警察。目前"城管警察"虽普遍被认为是"城管与警察常态公务协助机制",但实践中城管与警察俨然已趋同化或呈合并之势。"城管警察"现象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警察职能与城管职能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使得两种与公民生活极为密切的权力都无法得到有效的行使和控制。厘清两种权力体制,使其有序协调或衔接,才能使两种公权力得以依法规范运行,进而保障公民权利不会受到随意侵犯。     

“村改居”社区民主决策

民主决策是我国基层民主自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内在要求，从一定程度上讲，它还直接映射和衬托出民主自治的质量和水平。“村改居”社区既与传统的农村社区有别，又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社区。本文通过对“村改居”社区民主决策的内容、程序和实现民主决策的保障措施的探讨，把协商理念引入民主决策中，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     

值得赞许的“城管工作顺序”

倘若给"城管"下一个界定,称其为"政府的管理部门,行政的执法单位",是甚为靠谱的。基于这一社会定位,城管严格管理、严肃执法按理说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引发非议、质疑颇多。长期以来,城管与百姓,尤其是与商贩之间矛盾四起,使得     

"私"自治的辨析

自治为私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私"自治的具体内涵应该包括私法自治、私人自治两方面,前者是指私法相对与公法、社会法的独立地位,而后者则是指私法主体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的意思自主。其二者既相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从法规范的层面来看,"私"自治是以任意性规范为主,但基于更高的价值目标,强行性规范也会对自治进行介入,但是根本目标在于更好地实现"自治"。     

城管考核机制中的指标体系研究——围绕导向性、设定原则和量化评价的制度文本考察

面对城管执法实践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设立并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考核机制,有助于以"结果评价"来督促和改进"工作过程",从而进一步推动城管工作的精细化、严格化和规范化。而在城管考核的机制建设中,首要的,也是更为核心的则是考核指标的设置:在考核指标的导向性上,波伊斯特模型能够较为完整地概括出城管考核的主要方向,并与部分地方的规定存在相通之处;在考核指标的设定原则上,根据对4部城管考核规范的分析和总结,其应当遵循全面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并坚持过程和结果并重;而在考核指标的量化评价上,根据对8部城管考核规范的分析和总结,赋分量化方面应当在考核细目与具体赋分、分数分配和扣分规则等方面做到合理设置,计分量化方面则应在分制、计分公式、单独加减分项等方面做到合理设置。     

城管综合执法:多视角分析与路径选择——以广州市为例

城管综合执法机构自成立以来,其合法性备受质疑。执法手段粗暴,执法形象受损;执法成本高昂,执法效率低下;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情绪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本文以广州市为例,从博弈论、经济学、社会学、行政法学以及法理学等多个视角分析了当下城管综合执法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城管执法领域违法黑数问题与对策——以北京为视角

随着近年城管执法机关职能不断增加,执法任务不断增多,违法行为难以有效发现或者发现违法行为后难以追究违法行为人责任并记录在案即"违法黑数"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违法黑数"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减少违法黑数,破解执法难题,以切实提高城管执法机关的执法效能,改善城市环境秩序.     

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完善——以城市居民自治发展新要求为视角

相对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形式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和新的发展要求,我国城市基层居民自治组织不独立、自治活动的自主性程度低,应从确立居民委员会真正的自治地位、明确居民会议在居民自治组织中的地位、完善居民个体的自治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推进居民自治。针对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应明确居民委员会的职权,变政府指导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关系为引导和平等协商关系,强化居民委员会的自我决定权,增加居民委员会政务公开、财务公开、民主理财、接受工作成效评议等具体的义务和责任;针对居民会议组织主体地位不明确的问题,应明确其城市社区全体居民自治组织的独立主体的身份,并配置相应的职权;针对现行法律对社区居民个体的自治权利义务规定得过于粗糙、模糊的问题,应在居民自治法律中对个人居民自治权利和义务作出抽象的概括性规定,也要对相对具体的个人居民自治权利作出列举式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