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眉山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提出,各地要把法治乡村建设纳入本省、市、县法治建设总体规划,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四川省眉山市司法局组成课题组,深入天府新区、...     

从“法律大国”到“法治强国”——依法治国的路径转型

2014年10月20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法治时期.自十八大以来,国家法治建设就开始驶上“快车道”.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清晰可见.在法律体系已经建成、法治设施逐渐完备的基础上,如何经由形式法治实现实质法治？如何发挥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如何从法律大国转变为法治强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预示着中国又一次站在了法治转型的历史新起点.     

以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做好人大工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贯彻中央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战略,推进法治澄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更是人大常委会应尽的工作职责.作为监督法律法规实施的国家权力机关,必须积极投身法治改革的潮流,走在法治建设的前列,以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维做好人大工作,为建设法治澄城做出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未来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灯塔.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加快法治经济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建设新型国际法治,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我国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法治中国建设从宪法出发

推动党内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同步发展,以促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战略的实施,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宪法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依循,从宪法出发,紧紧围绕宪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突出宪法对法治政党、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意义.宪法精神走进执政组织的党章和社会组织的章程,融入政党政治、国家政权运作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将有利于形成由宪法携手执政党章程和社会组织章程主导法治中国建设的局面.突出宪法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统率作用,以宪法精神和规范驾驭法治中国建设过程,重在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章程为核心的社会规章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党内法治联动国家法治、带动社会法治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常态.     

把准方位 履职尽责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江苏法院新发展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确立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视野宏阔、内涵丰富、系统完备,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3日下午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强调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加强司法公信建设,强化司法基本保障.十八大报告通篇贯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发展、完善和创新,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独特道路.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建设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服务体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会议,对于我们胜利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重大部署,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方向、道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的中央全会,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关于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思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对加强法治建设认识的深化，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明确和厘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改革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the Discharge of the Labor Contract

劳动合同解除是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行政法学“帝王条款”的比例原则,试图研究其在劳动合同解除中的应用可能性与具体机制,以期为完善我国劳动合同解除制度提出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