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询问——辩护职能的基石

交叉询问是落实保护刑事被告质证权的重要装置,是当事人主义模式中具有特色的诉讼制度。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控辩职能,庭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如何在刑事庭审中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文章分析了交叉询问对辩护职能的价值,对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现状、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比较和发展

证据开示制度最先为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所确立，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规则。中国正在努力实现诉讼模式的转变，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法律是以通过规定阅卷权的方式来实现证据的知悉，新刑事诉讼法为证据开示制度提供了存在的法律空间。在现行法律中设计正式的证据开示制度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可以关注的重点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开示制度的确立，必须以中国法律为基础，以现有制度为依托，从而实现提高诉讼效率、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的。     

刑事一审庭审方式改革初探

刑事一审庭审方式改革,应当确立独立、超脱、中立、明辨、处断的法官形象;确立关键证人到庭作证制度,建立交叉询问程序;确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积极探索刑事一审案件的繁简分流,切实提高诉讼效率.     

混合主义亦或职权主义：对日本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再认识

我国学界曾长期认为日本现代的刑事诉讼制度属于典型的＂混合式＂,是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的有机结合。通过对日本刑诉制度进行实证考察便可以发现这是学界一种主观上的＂臆断＂而已,日本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仍固守职权主义的传统,本质上仍属于职权主义。对于日本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必要的祛魅既利于人们对于事物全面正确地认识,也利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在刑事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的诉讼模式。由于律师辩护还不普遍,证人出庭较为少见,刑事审判对诉讼卷宗的严重依赖,我国无法普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起诉状一本主义,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应当充分注意这些因素,在增强诉讼的对抗性的同时,应当强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因素。     

中国语境下的诱导性询问——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诱导性询问在我国立法上有所体现,但我国对诱导性询问存在误读.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与诱导性询问的生成所要求的诉讼模式存在差异;二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立法上没有确立交叉询问规则,导致诱导性询问在我国的确立缺乏根基.文中提出了一些建立和完善诱导性询问制度的看法,以期能对我国构建诱导性询问有所裨益.     

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刍议

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称新刑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改革之一,即由近似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审判方式改为适当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方式。其核心内容为:将庭前实体性审查制度改为程序性审查制度;庭审由“审问式”改为“控辩式”;法官由审问者转变为裁判者及法庭秩序的指挥者和维护者。总之,新的审判方式从调整和重新配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机制

证人出庭作证 ,是现代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基本制度。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 ,制约了刑事诉讼的发展。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首先要确立对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 ,其次要规定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制裁条款。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几点建议——基于人权保护原则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虽然吸收了一些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因素,但是其总体上还是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并且带有一些审问式的色彩.从长远利益看,这并不利于保护人权.根据刑事司法的实际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避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的利益机制失衡,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与时俱进并适应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切实调整好公共安全、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价值.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方向和具体目标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构造特征不够彰显、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优先确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三个目标。本文就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原则的基本内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反它们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针对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