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

人为主义之本,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是价值基础上思潮、运动和制度的统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价值的"回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是旗帜引领下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一体。我们要努力实现全社会的价值自觉,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荀子形上视域中“义”的限度与“利”的证成

孔子与孟子在论及人之行为动机和行为手段上,奉"义"为圭臬,呈现出强烈的道义论色彩。荀子对于义利关系的阐释则表现出与孔子和孟子颇为相异的进路,他认为"义"虽具备价值上的自足性,却缺少现实上的完满性,因而,为"义"提供一个合理的限度便十分必要。荀子试图通过经验性的解释来回答"义"是如何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落实于人的具体社会实践,并使得人们能够在行动中愿意依义而行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空洞的道德理想。     

构式、构式义和词汇义的互相制约——以“不A不B”构式为例

谓词性短语"不A不B"属于"标记性构式",其构式义为选择义。由于AB语义关系的不同,"不A不B"的构式义又有他选和折中选两种具体的表现,呈现出词汇义影响构式义的情况。而AB的多样性及体词性AB进入"不A不B",在构式义凸现的同时AB会受到这一构式的制约。构式、构式义和词汇义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     

论古汉语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同换读”

古汉语的"义同换读",实际上应该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第一种是文字使用和注释上的"义同换读",换读字并不代表语言的实际读音,是自觉的用字法和注释方式。第二种是导致音变的"义同换读",这种性质的"义同换读"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其发生一般是不自觉的。第二种"义同换读"中的本字和换读字出现的语境大致相同,意义接近,换读字普遍使用,本字较为生僻,换读字有可能取代本字成为规范读音。这与汉语方言训读的产生机制有相似之处。     

从儒家视角解读武德之“仁”、“义”、“信”

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武德是武文化的价值内涵,是在儒家思想框架背景下的一种伦理体现。以儒家思想作为基本的视野框架,以武德中的"仁"、"义"、"信"作为基本的论述支点,探讨中国儒家文化体系中武德的要义;提出要吸取精华,摒弃糟粕,用辩证的方法重构新时期的武德模式。     

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兼谈爱国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爱国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爱国主义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精神的实现机制

和谐文化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这一文化精神的实现以"和而不同"为价值原则,以"知行合一"为实践路径,以"礼"、"义"之用为实践规范.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这一文化精神实现的核心机理.     

论“尤最”副词来源及其表现的汉民族文化心理

汉语"尤最"副词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来源于具有积极色彩义的词;二是来源于具有消极色彩义的词;三是来源于具有"超常"义的词和词组。这类副词从两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其一是采用具有鲜明色彩义的词语来表达程度高,包括具有积极色彩义和具有消极色彩义两个明显对立的色彩范畴(后者尤为突出)。因为在汉民族的观念中这样的词语色彩鲜明,所表达的语义强度突出,用来表示程度高,可以很好地增加对程度的强调。其二是汉语选择具有"超常"义的词和词组表示程度高,又是传统文化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     

现代农村家庭伦理的现实性探微

儒家伦理曾是中国传统农村农民修身齐家、安身立命家庭伦理的价值源泉,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如宾的道德风尚。随着现代性来临,以及与之相应的以功利为本位的伦理思想的漫延与浸染,传统家庭伦理在农村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性危机:父子反目,兄弟相仇,夫妻背叛现象屡见不鲜。重新审视并树立起健康的家庭伦理,已经成为现代农村建设迫切的历史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课题。儒家"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将不失为一种正确的致思方向。     

民主仁学的基本理论架构与发展前景

"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模式,即其体用论是"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其文化观是多元和谐文化观,其核心价值观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五德"价值观。"民主仁学"的基本特性是道德理性、人文性与兼容性,它在全球化、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以及中国和平崛起、儒学复兴的大趋势下,提出了一种既重视道德人文精神,又兼融现代民主价值的新儒学思想模式,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社会生活与大众理性的儒学发展新方向。     

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

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由注重"物"到注重"人"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义”、“利”之辨及其法治借鉴的现代省思

辩证地说,传统诸子的"义利观"存在差异性,但剖析其基本意涵,"义利合一"的主导价值使其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义"及"利"的历史客观性,具体展现在"法"与"礼"的具体实践中。通过"分"的中介,"法"以"罪"有应"得"的逻辑来扬弃"义外之利";"礼"藉以"德"获"得"的"礼数"来固守"义中之利"。"义""利"之辨的生成与发展对于中国法治社会建构中"良法"和"普遍遵从"两个方面的要求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构式“N(就)是N”的语义生成机制

判断句的本质是话题句,其构式义是"前项(之所以‘是’后项)的特征",据此便可对"N(就)是N"所代表的两种构式义的生成机制作出统一解释:构式1的态度义来自判断构式义基础上附加的感情色彩义,语境仅起语义过滤作用而非生成作用;构式2的对立差异义来自其本身所包含的多个基本判断构式义。同时,判断构式义决定了N2必是常规范畴,而这又决定了N1和N2的语义和句法特征     

关于利益分配公平的制度性设计

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制度则是实现这一基本条件的根本保证。为此,我们在分析利益分配制度中公平价值应有之义的同时把公平作为利益分配制度首要价值原则,以形成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为核心,以民主政治与"以人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公正而和谐的社会构建为配套措施,从而为社会各种利益的公正分配提供制度性前提与保障。     

论汉语颜色词的两极性语义

汉语颜色词两极性语义是一种“文化义”,表现为其词义、词素义和言语义,隐含于其词内和词间的贵贱、尊卑、高低、是非、好坏、善恶、正反、顺逆、生死、臧否、增减、老少、春夏秋冬和东西南北以及男女等两极性语义,存在于人们认知的权势、价值、生命、情感、经济、时空和性别范畴里,是汉语颜色词词义及其演变的结果.     

国学重义思想及壮丽人生

<正>孔子成仁、最早提出"义",指出:"义指合宜、应当、应然之意"。孟曰取义、进一步阐述"义"。他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离娄上》:"大人者,惟义所在。"一、关于义的含意     

正义:核心价值观的牢固根基

<正>近代以来,我国学人多以西文"iustice"一词为基础谈论"正义"问题,大量引进西方的"正义"理论,许多社会问题的论述也以此为依据而展开。殊不知,我国的"正义"学说更加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更重要的是,它是我们核心价值观念的深厚土壤和牢固根基。早在尧舜时代,"义"就已经是人们谈到的重要命题。后来,"义"作为"五常"之一,又成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范畴。在我国的早期论述中,"义"就有"正义"的意义,《中庸》说:"义者,宜也。"     

生态视阈下公共精神的阙如与提升

公共精神的"公共性"本质在于其关注公共利益,追求公共价值。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公共性问题,生态关怀是公共精神的应有之义。然而,观照现代人类文明历程,人类以群己之私架空公共利益,造成生态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割裂与分离、全球环境危机和"公地悲剧"一再重演。究其原因在于社会公共价值的生态缺位和生态性公共精神的阙如。培育生态性公共精神需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要从理念教育、组织建设和制度垒砌三个方面予以关照。     

“义”概念的转变与复归

"义"概念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汉代、两宋时期分别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义"概念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义"在被人们理解和践行的过程中被扭曲,到了清代有了第一次对"义"概念的反思和调整。而近代社会思潮激荡,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碰撞,"义"概念的重新定位及复归问题到了现代被大家所关注和热议。对"义"概念深入研究可以更好为当下服务,让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践行"义"。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新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文化,一种重义轻利的道德文化。儒家的修齐治平、反省内求,佛徒的六根清静、四大皆空,道家的外物超脱、遁入深山,实质上都是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道德取向。传统的道德,都是把人的自身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看成一种非功利的伦理把握。这种道德实践的非功利化,都偏重人的“义”的承担与履行,把“利”看成与“义”处于一种非此即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