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隐语的歪曲形态

歪曲是犯罪隐语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在实现其功能的过程中，歪曲形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阐释犯罪隐语歪曲形态的表现，并以符号学分析和犯罪隐语符号系统形成的途径相结合的视点，可以分析出犯罪隐语形态歪曲的规律及实现形态歪曲的手段     

刑事情报视角下犯罪隐语的探析

犯罪隐语主要是犯罪分子之间或犯罪集团内部,用于传递信息、相互交流过程中以隐藏真实身份、掩饰犯罪行为和目的,具有保密作用的专门语言。深谙犯罪隐语,对于挖掘犯罪线索,掌握犯罪规律、精准打击各类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略论讯问笔录中对犯罪隐语的处理

本文闸述了犯罪隐语的来源、概念、特点以及在讯问笔录中处理犯罪隐语应注意的问题。     

试论犯罪隐语的特殊交际职能

本文侧重于对犯罪隐语在特殊交际环境中体现其特殊交际职能的考察。考察的视角集中于犯罪与打击、惩治犯罪这一矛盾的双方。笔者认为正确认识犯罪隐语的特殊交际职能对安全实践具有实际意义。     

犯罪隐语语料库研究与建设的探讨

犯罪隐语语料库的建设对公安机关增强打击刑事犯罪的能力、及时查获犯罪嫌疑人意义重大.应根据犯罪隐语的特点和语料库的建设目的,进行语料库的建设与管理     

对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治理的反思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仍将十分突出。深入分析流动人口违法犯罪的个体原因可以发现,“心理失衡”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反思以往流动人口犯罪治理的得失,新形势下如欲成功治理流动人口犯罪,必须更新流动人口管理的理念,改进流动人口管理方法,积极预防流动人口违法犯罪。     

贵州省犯罪隐语的类型和特点

犯罪隐语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与时代紧密相关。同时,由于我省犯罪隐语自身蕴涵的特指性、使用对象的特定性以及受贵州方言的影响,其词语构成有着不同的类型,特点表现得十分鲜明,并且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青少年“涉黑”犯罪的社会学分析

青少年“涉黑”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新趋势，是我国又一突出的社会问题。青少年“涉黑”组织依靠暴力而建立，以反叛文化为精神支柱和力量，为实现其特定目标而选择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越轨行为。     

流动人口犯罪主体预防对策

搞好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预防工作 ,减少流动人口犯罪的危害性 ,对于促进社会“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因素具体表现为 :(一 )流动人口中许多人法制观念淡薄是造成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 ;(二 )不健康心理是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原因 ;(三 )文化素质低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等五个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 ,应从加强文明教育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加强文化控制 ,弘扬主体文化等三方面入手     

隐语与黑话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隐语的性质，特点，言语形式，类型等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指出黑话是犯罪隐话，黑话是隐语的一部分，黑话在功能，秘密程度，言语形式等方面与隐语有一定区别。     

当前娱乐场所隐语的特点

娱乐场所已成为当代隐语传播的重要场合.娱乐场所隐语,具有隐语语源的综合化、隐语形态的复杂化、隐语功能的多样化、隐语传播的半封闭化等特点.     

浅谈犯罪隐语特殊的交际功能

犯罪隐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它是特定的人群在特殊的场合为了达到特殊的交际目的而使用的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语言符号。由于犯罪隐语语意的特指性、使用对象的特定性、使用环境的特殊性和使用地区的差异性,使其在特定的交际活动中表现出特殊的交际功能。     

网语与黑话之异同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广泛运用,产生了大量的网络流行语,有的因为晦涩、陌生,有人就将它等同于黑话。而从两者产生的根源、使用的对象、语意的内涵等诸多方面看,两者既存在共同点又有差异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反思与重构：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反侦查行为归责机制——以期待可能性为构建基础

反侦查行为的产生是人性使然。反侦查的归责机制可以分为并罚的反侦查、不可罚的反侦查以及从重处罚的反侦查。从重处罚的反侦查行为依据何在？是刑法直接规定还是由刑事政策所引导？若是刑法规定则应遵守刑法的规定,若是刑事政策所引导,那么其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性则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对反侦查归责机制的探讨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如何完善整个刑事法治。从此着眼,需要建立＂国家.社会.人性＂三位一体的刑事政策模式,实现整个刑事法治的人性化引导。     

宽严相济：中国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选择

刑事政策是国家面对犯罪而作出的公共选择。作为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不仅能够指导刑事立法,而且是刑法适用的基本准则。就经济犯罪控制对策而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首先在于根据社会危害程度对刑法所调控的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类,其次在于对危害程度不等的行为选择不同的行政或刑事控制措施。     

论刑法的正当性

报应论与预防论关于刑法正当性的观点都有其片面性:报应论囿于既往的犯罪事实,未考虑刑法的功利因素;预防论只考虑到刑法的功利因素,未顾及刑法对既往犯罪的报应意义,实践中容易夸大刑法的作用,涉及无辜。因此,刑法的正当性应在于报应与预防的对立统一,只有树立这一思想,才能保证在刑法研究和实践中不出偏颇。     

论刑事责任的定位

关于刑事责任在刑法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国刑法学界众说不一。刑事责任应该是一种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评价的负担。在与罪行和刑罚的关系上应该采取罪———责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理清罪、责、刑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定位刑事责任,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