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聚众淫乱行为不应纳入犯罪圈

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了聚众淫乱罪,但将此种涉及隐秘私生活的行为界定为刑事犯罪,并不是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从法益侵害理论、刑法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价值论等角度衡量,将聚众淫乱行为犯罪化缺乏合理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是刑法对道德领域的入侵,易导致刑罚的负价值。因此应将聚众淫乱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差异化治理格局下不同市场主体的刑法保护

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差异化治理结构,即在刑事法治中形成刑事制裁的差异化格局。在肯定这种差异化刑事制裁格局具有合理性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如何贯彻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的问题,即实现不同身份主体之间刑罚适用的均衡。在法定刑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应在准确衡量社会危害性程度和刑事责任大小的基础上,系统性地考量不同身份主体的量刑均衡问题,进而确立合理的比例关系;在非国有主体背信类和渎职类危害行为犯罪化缺乏的情况下,应在量刑中考量这类行为的危害事实,进而在宣告刑形成中予以体现。     

合法行为的作为义务研究

合法行为可以引起作为义务，但要进行分类讨论，有责行为可以引起作为义务，无责行为则要结合刑法的价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质作为义务的满足是考虑的重要因素，刑法谦抑性是考虑的必要的因素，关键是利益的衡量。     

幻境抑或真实:物种入侵行为入刑的可能路径探寻

物种入侵正日益成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安全的又一风险因素;运用经济学的"外部性"问题理论对生态环境法益进行价值面检验,可以得出对物种入侵行为的刑法规制是一种真实的必需而非杞人忧天式的幻境的结论。物种入侵行为的刑法规制的犯罪构成模式应当是危险犯与实害犯并用,建立在统计科学概率论基础上的疫学因果关系是破解生态犯罪刑法因果关系的合理选择,这是对生态环境法益保护的存在面解析;"最小危害"原则、"人格者"理论与"比例性"原则为刑法规制外来物种入侵行为存在的自由保障与安全维护之间矛盾的疑问提供了妥帖的解释论支撑。     

浅谈病理性醉酒人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确立了病理性醉酒人对其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科学性可以从司法精神病学、立法原意上及犯罪构成要件上得以论证。但如果病理性醉酒人基于主观原因而复发病理性醉酒 ,即希望或放任再次发生病理性醉酒并在此状态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和结果 ,则追究其刑事责任     

浅谈偶然因果关系刑事责任问题

按照我国刑法要求,在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要严格遵循“罪责自负”的原则,不允许株连无辜。一个人只对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责,而不对他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责。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一危害结果是由必然的原因引起的,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因果关系,这种联系可以作为刑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罪刑法定视阈下我国犯罪构成的罪度问题

罪度即行为危害社会程度，是犯罪成立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罪度判断应是犯罪成立思路中的一个独立阶段。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罪度问题具有合理性，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会妨碍实现刑法保障功能。     

扩张解释的价值反思和边界厘定

扩张解释的价值应分为正价值和负价值两个层面.对于扩张解释的边界,文章从刑法文本、危害行为和公众评价三个角度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厘定.鉴于扩张解释具有负面价值,则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予以规范和限制,以更好的维护现代刑法的民主价值和保障机能.     

对刑法中行为的新界定

行为论在刑法理论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研究行为论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科学地建构犯罪构成(成立)体系,完善刑法的基础理论,为司法实务提供观念上的指导。行为论研究必须始终兼顾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刑法理论的总体特征。依此标准分析,我国刑法中行为的界定应着眼于危害行为,并且应当去除意思要素,保留刑事违法性及危害性要素。因此,我国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即为客观上违反刑法规范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     

对刑法总则中两款规定的看法——析《刑法》第14条第2款和第15条第2款的存改废之争

对于《刑法》第14条第2款和第15条第2款的合理性问题,学界存在存改废之争。然这三种观点都不能完满地协调该两款规定所蕴含的罪刑法定原则、犯罪与刑事责任同在原理以及刑法"以处罚故意行为为原则、以处罚过失行为为例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保留前款规定的基础上,将后款修正为"过失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不失为合理的立法选择。     

试论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兼评“普通程序简易化”

当前,诉讼法学界对司法改革的研讨逐步深入,作为对实践呼声的回应,诉讼效率问题又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刑事诉讼效率应具有双重内涵,一要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二要满足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密不可分,二者理应是一致的。对于效率与公正的关系,可用两句话概括:提高诉讼效率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过度追求诉讼效率则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应当是处理效率与公正关系的总原则。     

论携带凶器抢夺的定性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关于"携带凶器抢夺的"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规定,有悖于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原则,不具备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与刑法第269条规定存在冲突,应予取消。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这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也论刑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司法解释包括作为文本的司法解释和作为内容的司法解释．重视其文本性，它应当具有自己的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也应当具有溯及力；重视其内容．因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刑法的解释，没有独立的意义，因而可以回溯适用和延后适用，没有溯及力的问题。但是．如果司法解释的内容实质上超出了刑法的含义，表现为类推，就应当将其等同于刑法对待，贯彻从旧从轻的原则。     

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之影响——在理论体系的不适应中寻求概念的衔接

“不知法不免责”现于罗马法时期，但随着社会发展及人类对刑罚功能认识的变化．各国学者纷纷提出质疑，一时可谓“群星璀璨”。作为舶来品，其引入必会对社会主义刑法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文章将违法性认识区分为实质违法性认识与形式违法性认识，认为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二者在概念上具有同质性，实质违法性认识应成为故意的内容；形式违法性认识应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独立于故意范畴的要件，可以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     

“软暴力”入罪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寻衅滋事案件为例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惩治"软暴力"犯罪中应当贯彻。由于"软暴力"尚未载入刑法典,司法实践中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仍须沿着规范评价路径,以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同时,根据成文法主义要求,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可用作说理论据,但不能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其溯及力可参照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加以理解。     

论涉法新闻报道的规制——以无罪推定为视角

涉法新闻报道作为司法与传媒的交界领域，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认识和贯彻还存在缺失和不足。随着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媒体技术，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使得舆论对司法的影响与日俱增，涉法新闻报道领域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无视与侵犯已日益成为影响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文章聚集涉法新闻报道中涉及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讨论在新闻报道中如何正确应用无罪推定原则和背离无罪推定原则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尝试从涉法新闻报道的规制角度，探讨如何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形成新闻报道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在新闻报道中应当尊重无罪推定原则，需要明确媒体的社会责任，确保司法透明，对涉法新闻报道应当依法进行规范，可以通过立法授权司法机关对新闻报道案件情况加以限制，还需要赋予法院对其审理案件相关新闻报道活动进行规制的权力。     

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反思

要确认税收是否优先于其他债权,必须权衡税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与对债权人的不利影响.显然,不同税种对社会生活具有的积极意义大小并不完全相同,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程度也不完全一致,因此,现行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存在依据是值得怀疑的,只有根据不同税种对公益与私益影响的权衡结果,建立区分税种的优先权制度,才同时符合民法的债权平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