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和建构路径——由中兴受裁事件所得启示

企业刑事合规是企业防控刑事法律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可以增强企业犯罪风险防控能力,还对整个企业起着综合性的积极效应。伴随全球化进入瓶颈期,我国企业不仅需要应对国内刑事合规风险,更要面临着愈加严峻的海外犯罪的刑事合规风险。我国企业的刑事合规路径应当从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两方面进行建构,立法方面,扩大单位犯罪范围,赋予企业合规义务;司法方面,完善单位犯罪出罪量刑机能,准确进行定罪量刑;企业内部,摒弃理念化的刑事合规,完善犯罪内控机制。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双管齐下,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检察视角下中国刑事合规之构建

我国企业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合规计划的匮乏已经严重制约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生存和发展。单纯介绍和移植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构建中国式刑事合规迫在眉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构建中国式刑事合规的绝佳契机和重要突破口。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都属合作型司法模式，均因预防必要性降低而得以从宽，均是诉讼经济的产物，二者在理论基础上具有同源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作为我国刑事合规的基本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以检察机关为主导，通过建立单位犯罪量刑指导意见、涉罪企业合规承诺、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构建中国式的刑事合规，重塑检察机关预防企业犯罪的角色，推动检察职能由注重事后、消极预防向事前、积极预防转变，成为企业治理结构变革的推动者，丰富检察权内涵，进而推动检察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角色的重大变革。     

企业合规中企业与关联人员刑事责任分离问题刍议

企业合规对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有根本性促进作用,但我国现行的单位犯罪立法决定了企业和关联人员的刑事责任过度捆绑,使得刑罚的水波效应过度泛滥,不利于企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也导致我国企业合规试点中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和范围受限,极大影响了企业合规的刑事激励效果。对比在立法上同样存在壁垒的意大利关于企业归责理论的确立,在区分企业犯罪类型的基础上,从实体和程序上分别对企业犯罪责任问题进行剖析,进而对我国单位犯罪归责理论发展提出思路,以期构建最优的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单位主体之企业刑事合规适用

企业刑事合规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体现在认罪悔罪乃至认罚上。如果没有这一点,检察机关就不能允许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从美国暂缓起诉制度来看,也坚持了以认罪乃至认罚为前提这一要求。应当将企业刑事合规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进行制度设计,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本身就适用于单位犯罪主体。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重新出台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解释,明确企业犯罪主体的认罪认罚从宽之适用程序,解决涉案企业重罪适用合规改革的难题。同时,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适用于单位犯罪主体和自然人犯罪主体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就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条件、第三方监管与评估作出规定。按照这一思路,就无需修改《刑法》,也遵循了刑事诉讼基本制度的内在系统性。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检视与反思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试点改革主要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检察机关主导的，具有预防企业犯罪和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政策面向。当前，企业刑事合规可纳入刑事政策的范畴，藉由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目的管道进而影响到刑法规范的解释与塑造。当前立法的缺失和实践的保守，导致合规刑事激励不充分，亟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发掘刑事合规激励的理论潜力、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尚在探索，刑事合规适用对象、激励机制、制度目标等顶层设计问题，既需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也需要契合刑事法治深度，从而促进实践走深做实、刑事合规制度化。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解构与展望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起源于美国，已逐渐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企业合规问题日益重视，但是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仍然属于制度空白。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整体规范性较差，且具有脆弱性，刑事法律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企业生存方面均呈现出不足之处。刑事合规制度能够将国家的刑事监管责任部分内化为企业的管理责任，具有教育问题企业、节约司法资源、减小司法社会负效应的积极意义。鉴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应明确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内涵，构建刑事法律对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推进民营企业自主建立有效的刑事合规计划。     

企业犯罪治理的本土向度:量刑精细化 ——刑事合规语境下的考察

与自然人犯罪相比,企业犯罪更有必要也适合实施精细化量刑,这是由企业的组织特征、"轻轻重重"量刑激励模式、企业犯罪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等因素共同决定.我国各级司法机关已经进行了量刑精细化探索,并逐渐扩展到单位犯罪尤其是企业犯罪领域,美国《量刑指南》在此方面有着成熟的借鉴意义.在刑事合规语境下,量刑精细化的路径建构需要从教义学和立法论两个层面出发.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企业刑事合规之完善

我国目前处于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初始阶段,“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地为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少捕慎诉慎押”的内涵与企业刑事合规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基本要求也满足了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需求,两者相辅相成,发挥了人身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行时间较短,尚存在合规激励机制不完备、合规暂缓起诉制度缺乏立法支撑、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设置欠妥等问题。应在“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引领下,不断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立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适当前移合规节点,建立企业刑事合规的长效监督机制,合理划定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徘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试论单位犯罪意志及其司法判定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单位犯罪意志是构成单位故意犯罪的核心要素,是认定单位故意犯罪的关键.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判定某一犯罪行为体现的是个人意志还是单位意志,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棘手问题,审判人员往往痛苦地徘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难以作出决断.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单位犯罪意志及其司法判定,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及司法实务均有重要意义.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治理的立场：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食品安全犯罪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刑事领域而言，应对其采取多元化治理的基本立场，在立法上坚持严而不厉的惩罚策略，构建严密的食品安全刑事法网，实现刑罚的轻缓化，符合刑罚的成本-收益考量；应保证案件移送衔接顺畅，协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现食品安全犯罪的一体化治理，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考量；应建设企业合规体系，完善企业内部运行结构，增强食品经营企业防范刑事风险的能力，符合双方利益平衡的博弈目标。     

试论单位自首之认定

单位犯罪作为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在1997年已经被全面地载入我国刑法当中,虽然关于单位犯罪的制度已经在我国确立下来,但是关于单位犯罪的自首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仍存在着很大争议。文章通过单位自首的实质条件以及形式条件这两方面对如何认定单位自首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能够对单位自首的刑事立法以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单位犯罪单罚制之弊端及矫正

对单位犯罪,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以双罚制为主、以单罚制为例外的处罚原则,对个别单位犯罪实行单罚制,有利于克服罚金刑适用中的一些弊端,但是,这种单罚制,不仅会形成有罪不罚,混淆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界限,而且背离刑事司法中当事人参与原则,导致不起诉范围的扩大,带来审理中的诸多困惑。对之,主要应从增加单位犯罪刑罚种类、限制单罚制适用范围、建立犯罪单位出庭制度和罪状认否制度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及治理——以160个单位犯罪主体为分析基础

在企业大规模侵犯个人信息的严峻态势下,如何准确把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的特征与规律,并建构一套完备的治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呈现出涉及行业多元化、地域分布集中化、信息多样化、行为单一化等特征,其治理存在查处率低、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有效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单位犯罪,保障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实现协同治理、社会共治,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归责体系,加强数据合规建设。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浅析单位走私犯罪诉讼程序中的诉讼主体及诉讼代表人制度

走私犯罪是法定犯罪,以违反海关法律法规为前提,故具有很强的海关专业特征,而单位走私犯罪主体为单位,进一步增加了理论研究和司法认定的困难.故根据单位走私犯罪的特征及相关立法规定,深入研究我国单位走私犯罪诉讼程序中诉讼主体和诉讼代表人制度,以及单位走私犯罪诉讼代表人的确定问题,对我国单位犯罪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及司法实践都有重大意义.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简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质疑

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对相同罪名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并不一致，这种差异违反了罪刑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追诉标准的不一致同时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借鉴国外立法模式。修改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使之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一致。     

轻罪时代我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司法困境与治理进路

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共同构成刑事治理的两大内容,但立法目的终究要通过司法实现,因此,刑事司法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刑事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近年来成为我国刑事追诉数量第一的犯罪,通过对该罪的司法适用的考察及问题对策的研究,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反映刑事司法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促进科学认定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和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治理进路,助力刑事犯罪治理现代化。     

单位犯罪立案管辖制度探析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一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犯罪，它同自然人犯罪有许多不同之处。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以自然人刑事现任为基础的，对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度未作任何规定，单位犯罪如何诉讼，不仅是理论界要研究的课题，也是司法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对单位犯罪立案管制度作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