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10年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回顾与前瞻

东盟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是中国第三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的地，10年来，双方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结构也发生着一定变化。文章分析了中国-东盟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主要特征，特别分析了双方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结构中所发生的变化，并提出未来促进双方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俄罗斯关税壁垒对中俄贸易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后,中俄两国政治合作不断增强,但两国的经贸合作却与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对称,主要原因在于俄方设置了较高的关税壁垒,影响了双方贸易规模的扩大及贸易合作的深化发展。目前,俄政府虽调整并降低了部分商品的关税水平,但仍有许多做法不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这对中俄贸易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俄方关税水平的降低及双方互惠贸易政策的安排,不仅是推动中俄贸易发展,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深化中俄区域合作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泰贸易与投资

中国与泰国1975年7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当年中泰两国之间的贸易只有2462万美元，而2000年中泰贸易达到66．24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泰国的出口从1067万美元增加到22．43亿美元，中国自泰国的进日从1395万美元增加到 43．81亿美元。即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泰贸易的增长步伐放缓，但贸易额从未下降。1999年以来，两国贸易又恢复了较快增长的势头。1999年，中泰贸易比上年增长17．9％。2000年，中泰贸易又比上年增加了57．4％。随着贸易额的扩大，双方交换的商品品种也日益多样化，工业制成品在贸易中的比重明显增加。 近几年中国对…     

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传染渠道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到底以何种方式在全球传播，以至于演变成全球经济海啸，一直是近几年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以美国金融危机对外传播的贸易传染渠道为切人点，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通过贸易伙伴型传染和贸易竞争对手型传染这两个贸易传染子渠道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溢出程度。对面板数据进行的GLS实证结果显示，美国金融危机通过贸易传染渠道的溢出，与大部分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波动之间存在10％以上显著性水平的相关性，因而贸易传染渠道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溢出的一个重要机制。     

略述清代以前中国与柬埔寨的香药贸易

本文简要叙述了清代以前中国与柬埔寨之间香药贸易的发展过程,阐明了双方香药贸易的发展趋势,并简单分析了双方香药贸易兴盛和衰落的原因。     

中国－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力

服务贸易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列入了双方的谈判议程。2004年11月《货物贸易协议》签署后，双方加快了服务贸易谈判。经过多轮磋商，双方就《服务贸易协议》文本和各国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达成一致，并于2007年1月14日正式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     

中国与南美国家的经贸关系:现状与挑战

本文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南美国家的经贸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中国与南美国家经济发展互补性较强,中国与南美国家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发展迅速。发展未来的双边经贸关系,双方仍面临着调整贸易结构、深化互利共赢投资模式、促进金融合作等新挑战和新任务。文章最后提出了若干有益的政策建议。考虑到中国与南美国家经贸关系的紧密性、重要性以及未来中国与南共市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与南美国家经贸关系的实质特征。     

后金融危机时期深化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机理分析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中俄国内经济造成了重创,同时也影响了两国经贸合作迅速发展的态势。随着两国国内经济的逐步复苏,中俄区域经济合作也日渐紧密。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为了应对全球竞争,中俄需要加强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在深化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双方政府应加强政治互信,构建边境合作体系,不断提高双方经济融合度,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贸易关系透视

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中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它在促进独联体国家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其他独联体国家间的贸易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商品贸易结构也没有明显的改善。尽管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在不断发展,但是相互间的贸易制度仍然停留在十年前双边贸易协定上。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贸易关系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金融危机后,作为独联体国家中主要成员的俄罗斯,更加认识到独联体内部经贸合作的重要性,采取了更多的积极措施,力图促进与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     

中印经济关系中的问题、原因与对策

中印经济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一是中印经济关系发展程度不高;二是印度在双方贸易中存在较大的逆差;三是近年来中印贸易出现下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双方运输通道不畅;二是印度出口能力不强;三是印度存在顾虑较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印自由贸易区建设意义重大。为解决中印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印应该增强相互信任,加速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中印贸易扩大,推动中印投资增加,促使中印经济关系不断加强。     

中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及其广阔前景

中俄两国是重要的经济贸易伙伴。在经受了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后,中俄两国经贸关系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在中俄政府总理定期会晤制度框架下,建立了两国经济合作对话与协商机制。近年来,中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能源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相互投资不断增加,地区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全面发展。全面提升贸易质量,扩大贸易规模,增加相互投资,深化能源合作,推动地区间和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加强经济现代化领域合作,将成为中俄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向。     

全球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冲击及其对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的影响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压在本已摇摇欲坠的美国股市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股市暴跌并波及全球。随后，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向全球扩散，有可能引起全球金融动荡乃至全面的经济衰退。此事引起了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关注。本文关注的是这场危机是否已经并将对东南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东南亚经济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对东南亚各国的虚拟与实体经济同样产生严重影响。由于东南亚国家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执行了较为审慎的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国家层面、地区和泛地区层面的危机应对举措得力，2008年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基本良好，金融体制依然健康，资本和外贸市场的动荡仍在可控范围内。但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溢出”效应的加强，2009年东南亚的实体经济还会受到进一步损害，金融和经济增长仍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国家维护能源安全手段的选择逻辑：产权制度的视角

经济体量、能源禀赋、对外能源依赖程度等相仿的国家在应对同一场或情境相似的能源危机时所采用的手段经常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主要依托行政或外交手段,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国家则更依赖行政与商业的组合手段。为解释这一差异,就要突破能源安全研究惯有的地缘政治与供给需求分析视角,借助产权制度来考察政府与企业的权利责任边界以及政府借助企业力量维护能源安全的可能性和成本。基于美国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与中国应对2017年天然气紧缺的实证研究以及英法两国应对1973年石油危机的补充性分析,可以发现产权制度决定了企业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研究表明,在私有产权制度下,能源公司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均较高,政府难以借助能源公司的力量应对能源危机,由此独自采取行政或外交手段保障能源安全;在公有产权制度下,能源公司的自主性与政府的处置成本均较低,政府更容易借助能源公司的力量应对能源危机,由此两者共同承担维护能源安全的责任并通过行政与商业相结合的手段维护能源安全。     

全球经济衰退对东南亚经济的影响及危机应对

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经济衰退之后，对东南亚的虚拟与实体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溢出”效应的加强和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东南亚经济在2009年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东南亚各国在采取各种积极灵活的应对举措的同时，大力推进东盟区域内部的经济整合，加大泛区域甚至跨区域的经济合作，并积极争取外援，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全球经济衰退对东南亚经济的冲击。     

六方会谈与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

朝核危机的爆发使得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再次成为各国关注的课题。为了解决朝核危机,相关各国先后举行了六轮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取得了一些进展,也推动了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但是作为一个问题机制而存在的六方会谈,不仅受限于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还深深受限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即使最终能够成功地解决朝核问题,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还将有待于进一步努力。     

Global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after the Crisis: From the Great Moderation to Secular Stagnation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sts have been downbeat about the growth prospects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leading many to argue that we have re-entered a period of “secular stagnation”. The phenomenon of secular stagnation is intrinsically connected to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During the pre-crisis era of the “Great Moderation”, the widening of global and European trade imbalances temporarily alleviated the problem of secular stagnation by forging a symbiotic yet un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bt-financed consumption-led growth models in deficit countries and export-led growth models in surplus countries. The re-surfacing of secular stagnation and the asymmetric adjustment of these imbalances after the crisis can both be traced back to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onstraints experienced by many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 in trying to revive their pre-crisis growth models.     

国际金融危机下东盟四国的银行业研究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早已转变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由于东盟四国的银行业正处在改革与调整时期,其银行业发展轨迹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东盟四国银行业系统的基本面良好,甚至在危机期间还逆势而行,主要得益于东盟四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措施及此次金融危机东盟四国政府所采取的积极应对举措。     

近20年来台菲经贸发展之探讨

本文以台湾所推动的“南向政策”为观察点，探讨近20年来台湾与菲律宾的经贸活动。认为无论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之前或之后，赴菲律宾均非台商南向投资的首选，台商赴菲投资的意愿一向较其他东南亚各国低。     

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危机与重构

一、国家认同的含义“认同”是社会研究领域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就是指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 ,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 ,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我者”与“他者”区别开来。这种认同最初虽然起源于物质主义的因素 ,但在后来不断演化的漫长历史中 ,却是逐渐由观念主义的因素建构出来的。认同分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所谓国家认同 ,通俗地说 ,就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 ①。所谓“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主要指的是“我国”区别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