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一书出版

正华人在雪兰莪州的移民,首先从巴生港口开始,逐渐向内地迁移。华人移民先来到巴生(Klang),而后由于锡矿的发现,逐渐深入巴生河谷,1857年到达吉隆坡。围绕着锡矿的发现,华人大量涌入,在吉隆坡市区外,今天的安邦(Ampang)、沙登(Serdang)、加影(Kajang)等锡矿产地,聚集了大量的华人,形成了华人聚落。华人在雪兰莪州的比例,以客家人为最多,广府人第二,福建人第三。长期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的中国学者宋燕鹏博士撰写的《马来西亚吉隆坡福建社群史研究——籍贯、组织与认同》一书(以下简称"吉隆坡福建社群史"),将于202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思路主要是厘清福建社群在吉隆坡华人社会建构中的角色,他们如何强化自己的力量,保持社群的凝聚力以维持自己的籍贯认同,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吉隆坡社     

第九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国际研讨会征文

<正>第九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国际研讨会将于2016年7月6日至7月9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形塑中的认同:当代与历史之华人移民"。相关议题包括:新科技与华人认同所扮演之角色,华人与原住民之互动,华人移民经验相     

《跨国实践与认同:东南亚的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以印尼华人为例》一书出版

正杨宏云撰写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跨国实践与认同流变——以印尼华商为例》一书,2017年9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七章,共30万字。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趋势下,华人移民不断增长,移民过程日益复杂。移民穿越国家疆界日益频繁,遂导致族群认同趋向     

华人社群与僧团联盟的佛教传播模式——以荷兰为例

跨国移民将原居国宗教文化带入移居地,带往世界各地。被视为中国传统宗教的汉传佛教亦随着华人向外迁移而流播海外。当前全球化时代,汉传佛教的传播方式表现出新的特征。传统的会馆宗教模式犹存,新兴传播模式以华人移民社群与国际化僧团联盟为标志,移民社群被纳入佛教全球化战略。从中国文化入手,通过扎根当地,实现佛教全球化目标,即为组织化——中国化——本土化三面向的全球化过程,这也意味着汉传佛教试图摆脱移民族群宗教标签转向全球性宗教。     

论印尼华侨华人同中国的关系

1990年8月,我国同印尼复交,中断了近1/4世纪的印尼华侨华人同我国的关系,又重新逐步活跃起来。印尼是全球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当地华人同中国的关系自然引起世人的关注。本文着重探讨复交前后华侨华人同中国各方面的关系。 认同中国时期:关系密切 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荷印政权和苏加诺政府时期对华侨华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中国政府在1955年以前实行争取华侨的政策,因而此阶段是印尼华侨华人认同中国的时期。 华侨认同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是中国在海外的移民。历史形成的血缘地缘、同种同文、乡情族谊等关系使华侨难以割断同中国故土的联系,何况,“我国的移民是‘暂居性’,     

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演变——从开埠到李光耀政府时期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将此开埠为自由贸易港。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鼓励各方移民迁入新加坡，这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劳工移民。独立建国之前的新加坡，华侨国家认同的偏好更加倾向于中国而非新加坡，移民以“侨居”心态居于此。20世纪50年代是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期，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动摇了新加坡华人认同的根基，产生了转向的迹象。李光耀带领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树立一个健全的国家意识，使全体国民都认同于新加坡，国民以作为新加坡人为荣，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坚守与融合——浅谈马华作家鲁白野的文化认同

自19世纪华人下南洋达到高峰后,一部分华人选择留在马来(西)亚世代繁衍扎根,构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华人社会与文化.华人迁移到马来亚之初,也把中华的传统文化移植到当地.除了华人移民,来自印度南部的印裔移民也迁移到马来亚,同样将他们的文化移植当地.华人迁移到马来亚后,必须面对当地原来的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并在各种因素如历史背景、政治立场、经济利益等的影响下,与各种不同的文化产生冲突与矛盾.经过长时间生活在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社会之中,马来亚华人在文化认同上也会受到主流文化——马来文化的影响.华人一方面维护自身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吸收外来文化,以适应居住国的风土与文化.这样的文化融合与调适,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前后更成为华人社会的重要议题.马来亚华人的国家认同、文化身份和语言教育等,都决定了当时马来亚华人的未来.作为20世纪50年代活跃于马来亚文坛的马华作家,鲁白野以跨文化、跨族群和跨语言的文化书写,对马来亚当时的多元文化作出相应的思考与回应,继而对自身的华人文化观作出调适与转化,充分展现了他及当时马来亚华裔文人在文化认同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融合性.     

极乐寺与早期槟城华人探析

19世纪末开始创建的极乐寺,是南洋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开启了汉传佛教在南洋传播的新阶段。作为来自福建鼓山涌泉寺的高僧,妙莲禅师自身的佛学和文化修养,是其赖以和槟榔屿世俗社会交往的资本。甚至其客家身份,在获得槟榔屿华人政治身份最高者的副领事的支持上,也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过极乐寺的捐赠,槟城广东省的次生社群势力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籍贯认同开始超越方言认同,成为新时期华人认同的一种新趋势。     

跨国主义视角的当代印尼华人认同新发展——基于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的考察

全球化、跨国化的进程中,移民认同因之有了复杂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后苏哈托时期以来的印尼华人,在中国崛起、中印尼友好以及东盟区域一体化的综合因素推动下,跨国活动十分频繁。而作为透视印尼华社重要依据的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则是跨国活动的主要践行者。在跨国主义的趋势下,这些引领华社的跨国行为给印尼华人认同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凸显了当代印尼华社的新趋势。     

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变迁

1980年至2001年间加拿大华人新移民,与以往的加拿大华人移民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在加拿大移民史上,华人新移民的特征变迁,不仅反映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同时也被这些移民政策所塑造,华人新移民异质性与加拿大政府的依时性移民选择政策密切相关。另外,华人新移民的阶段性流动特征,是华人移民史上的特殊推力因素所造就的。不同的华人移民次群体之间,在社会性和人力资本方面具有多样性差异,不同的华人新移民群体的阶段性流动导致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异质性本质。加拿大移民选择政策和华人新移民的阶段性流动,共同对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异质性变迁产生了双重影响。     

面对文化歧视的加拿大华人

加拿大华人社会从19世纪中叶至今,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老移民团体在制度性种族歧视下受到了各种限制与压迫。新移民团体在不平等法案法规废除以后,通过社会流动取得了一些改善与进步。“唐人街”(中国城)的产生、发展及加拿大华人群体面对文化霸权所进行的各种适应性改变,体现了他们在面对白人社会主流文化涵化与融合的过程。加拿大华人自身对于苦难的承受力也促使他们形成新的文化身份,争取到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美国纽约华人家庭语言认同的代际差异

文章通过问卷和访谈等方法调查美国纽约地区华人家庭中不同年龄成员的家庭用语选择及语言认同的差异,并且借由此共时语言状况来推测华人社区不同语言(方言)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数据表明:纽约华人的主要家庭语言正逐渐被汉语标准语和英语所取代,而随着代际的增长,纽约华人在语言和文化方面被"美国化"的程度也越深。     

国族内的“他者”:战时新疆族群书写与国族建构

抗战时期,为了强化新疆各族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国人一方面引进新兴的民族学、社会学知识,来描述、辨识这些国族内的"他者";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西北各族群的族源历史与文化特征的书写,强调其与汉族在文化与血缘上的历史纽带与融合,并指出应融合各族群文化共同建构中华民族新文化;最终,提出经由新疆的现代化开发促使新疆走上现代化道路,缩小与其它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距,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日语教育史视阈中的张我军论

张我军主编的《日文与日语》杂志作为“民国以来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有影响的日语研究期刊”，对日语语言文学学科而言，具有重大的学科史意义；张氏日语系列教材大大推进了日语在中国各阶层普及；作为一位师者，他不仅以有中国特色的日语教学法培养了一批精英之才，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将日语教育引入正轨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研究者、编者、著者、师者”四重身份的重合、互动使张我军成为中国日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家。     

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与中国女性人口国际迁移:马来亚个案研究(1929-1941)

英属马来亚是近代中国人口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女性移民最多的地区之一。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和殖民地政府移民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女性人口大量移民马来亚。本文通过中国女性移民马来亚的个案分析,希望深入探讨经济危机和重大政策变化对男女移民的不同影响,以及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移民模式,以期丰富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     

澳大利亚中印移民结构数量对比研究

2011-2012年度,印度超越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永久性移民最大来源国,2012-2013年度依旧保持最大来源国地位。本文以澳大利亚移民局、统计局官方最新资料为依据,从移民构成和数量方面对澳大利亚的中国和印度移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亚洲移民已成为澳大利亚移民的主要来源,印度之所以超过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永久性移民最大来源国主要是因为技术移民数量巨大,以此趋势发展下去的印度移民在未来几年极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继英国、新西兰之后的澳大利亚第三大移民群体。除技术移民流失和留学生流失,中国相比印度更加面临着商业创新投资移民的流失,加之中国国内的新增劳动力下降危机,中国调整移民政策已成为形势所必须。     

Identity,Sovereignty, and Economic Penetration: Beijing's responses to offshore Chinese democracies

Investigating how the PRC responds to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has mainly developed three strategies in managing the complicated crises, including Beijing's own legitimacy crisis and the integration crisi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used by the rise of offshore Chinese democracies. These strategies are: identity politics, sovereign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penetration. With ‘identity politics’, Beijing identifi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as the sol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utilizes the nationalistic passions of mainland and even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against democrat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by labeling the latter as ‘separatists’ or ‘national traitors’. Further, Beijing defines ‘sovereignty’ in a way in whic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onopolizes all possessions of the nation, and excludes ‘people's sovereignty’ from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or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actualization. While appealing to both ‘soft power’ based in ‘patriotic nationalism’ and ‘hard power’ embedded in national sovereignty, however, the Chinese regime also mobilizes business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power and China's dominance in Greater Ch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for its political purposes of curbing offshore Chinese democra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