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文义解释方法论

刑法文义解释是刑法解释方法论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始终受制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其他解释方法，具有非自足性，但自身体系的非自足性并不能否定文义解释在人们认识理解刑法中的重要意义，相反理解的语言性和罪刑法定原则却决定了文义解释在刑法解释方法论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以法益为核心的刑法目的解释论

目的解释在刑事审判中每每遭人侧目,但客观主义立场下目的导向的法益解释已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了司法主体解读规范目的的肆意性。法益解释并不等同于扩张解释,而是兼具内省外向二维性,既给予解释以自由空间又确保解释不致脱轨横行。但适用法益解释的结论前仍必须完善其监督机制,只能在文义解释和罪刑法定的领域内展开,并恪守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确保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间的正当价值传输。     

刑法合宪性解释的基本路径

合宪性是刑法解释正当合理性的前提,不符合宪法权利规范和权力规范等宪法规范的基本内容,违背宪法权力制约、平等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基本精神的刑法解释都有违宪的嫌疑。为实现刑法解释的合宪性,应该以合宪性解释为刑法解释的具体路径,以合宪性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基本原则,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从形式上保障刑法解释的合宪性,同时也必须借助目的解释从实质上贯彻比例原则,从而真正实现刑法解释从根本上接受宪法规范和价值的制约和指导。     

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

刑法的适用离不开解释，实践中由于对众多的解释方法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适用顺序，使得针对同一案件因为运用的解释方法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的情况屡见不鲜．极大地影响了刑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确定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势在必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基本持赞同的态度。但对于解释方法适用的具体序列，学者们观点各异。综合我国理论界的观点以及借鉴WTO争端解决中的有益做法，建议我国在适用刑法的解释方法时应该遵循这样一条顺序，即从以查词典为开端的文义解释到系统解释再到目的解释。系统解释中根据对“系统”范围的不同界定，又分别包含了体系解释、合宪性解释和历史解释。     

从具体案件看清代刑事司法中的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的基本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制领域内,罪与刑也有其法定主义的一面,故也要求在司法的过程当中应尽量对法律进行文义解释,以最终保证统治者的意志准确地、切实地实行,其法律的最终目的顺利实现。本文以清代为例分析其司法过程中的文义解释。     

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及其实现——兼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判定与司法适用

在先法性法益、宪法性法益和后刑法法益中,只有后刑法法益概念具有解释论机能。通过对入罪判断起决定作用的目的论解释以及谨守出罪的实质解释,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得以充分实现。构成要件保护法益的内容决定刑法规范的目的,这便从形式上划定了构成要件的适用范围,实现刑罚处罚范围的明确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刑法的辅助性法益保护原则,通过保守的实质解释进一步限定罪刑规范的适用范围,以实现刑罚处罚范围的合理性。污染环境罪保护的是复杂法益,包括秩序法益、传统法益和生态法益,三者之间存在一定位阶关系且判断基准在于人类关联性,这对于相关司法解释的准确适用至为关键。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路径

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行为对象的数字化与行为方式的电子化。解释论立场的对立在具体路径上表现为主观文义解释与客观文义解释之争。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目标是解析刑法条文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规范意义，应当舍主观文义解释而择客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在存在论意义上只可能是主观的，客观目的解释这一解释方法存在先天的逻辑缺陷。主观目的解释可以与客观解释论立场兼容。同类解释规则可以视作主观目的解释对体系解释的补充，对“同类”的判断应当重视行为的实质可罚性。     

刑法解释的限度

我国现行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而刑法的适用主要通过刑法的解释来实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的限度是刑法解释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解释的限度源于刑法解释的客观性,体现在刑法解释的时代性,并以典型的刑法解释为例来具体分析刑法解释的限度问题。     

试论格式合同的解释原则

格式合同的解释原则上适用一般合同的解释原则,一般合同的解释原则包括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另一方面,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应坚持客观、公平、诚实信用总的指导原则,并具体遵循格式合同的特殊解释规则,严格限制条款制作人的权限,尽可能地保护相对人(主要为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切实保障和实现真正的契约自由和社会正义。     

刑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

刑法在适用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那么对于刑法条文规定模糊的地方，进行刑法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刑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弄清楚刑法解释的目标、方法以及解释限度，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刑法，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人权。刑法解释目标是刑法解释的逻辑起点，反应刑法解释的价值观，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的大前提下，出现多种学说。文章在分析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综合解释观的观点。刑法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适用的途径，也是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文章阐述了各种具体的方法以及在案件中适用不同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的限度也是刑法解释的关键问题，关系到公权力行使的界限。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刑法解释的题中之义。     

刑法解释激活宪法适用探究

宪法需要被适用,宪法解释是必然的。宪法解释可通过部门法落实,部门法的解释活动是"真实的"宪法司法化过程。刑法解释宪法的媒介是合宪性原则,而罪责刑关系和罪责刑均衡作为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的解释范式是保障,并强调罪责刑的实质正义,而违宪审查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刑法解释的效力和适用

立法者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适用法律,而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作为维护刑法适用的左右护使,在刑法的实际适用中总体协调但矛盾仍不可避免。本文分别对两者及它们之间的效力和适用问题作了浅层分析,提出两者应规范解释,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刑法的适用,尽量避免冲突。     

刑法解释论

在刑法的适用过程中,依据构成要件的解释目标是针对立法原意还是法律规范的客观含义,可将刑法解释分为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刑法解释应当二者兼具,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理论界依据刑法解释是否只能严格遵循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形成了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但二者在刑法解释的本质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差别。根据犯罪的本质是对规范的违反还是对法益的侵害,可将违法性认识分为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我国刑法应当坚持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逐步适当发展行为无价值在立法和司法领域中的运用。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思考

刑法立法解释,不仅是发展、完善刑法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沟通、联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的桥梁。而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显消极滞后,亟需改进和完善:应提高对刑法立法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解释机构建设,提高立法解释的质与量;改革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建立以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以最高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司法解释体制,使之与刑法立法解释相协调;促进我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和刑法学理解释的繁荣,从而推动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论行政执法解释之基本方法

行政法的适用过程就是行政法的解释过程。行政执法解释之方法，不仅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等基本方法，而且还应涵括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以及目的性扩张等漏洞填补方法。行政执法解释方法并没有一成不变之顺序，只有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才能实现个案之正义。但是，漏洞填补方法只有在用尽了基本解释方法之后才有适用之余地。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逻辑

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具有构成要件意义。肯定司法解释将违反部门规章的行为纳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的观点不具有合理的解释逻辑;《刑法》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扩大趋势并不必然等同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范围的扩大。对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解释,可以从我国《刑法》第96条的规范意义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司法解释对"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界定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在实践中应当限缩适用。     

聚众淫乱罪客观行为之界定——以刑法体系解释为基点

体系解释是刑法解释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刑法条文对聚众淫乱罪的表述比较简单，导致其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还有一些尚待明确的问题。体系解释下聚众淫乱罪之客观行为应当兼具侵害法益的“涉他性”和“情节严重”两个要素。这一解释结论既是基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考虑，也是刑法处罚合理性的实质要求。通过体系解释，有助于消除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疑问，准确界定聚众淫乱罪的客观行为，从而合理确定聚众淫乱罪的处罚范围。     

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对最高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反思

从旧兼从轻原则不仅适用于定罪量刑,还适用于刑罚执行,因此,《解释》中无论是关于定罪量刑的规定抑或是关于刑罚执行的规定,都必须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然而,《解释》的8个条款中竟有4个条款突破或僭越了从旧兼从轻原则,而且,《解释》对刑法的"从轻"适用,并非整体适用某一相对较轻的法律,而是选择适用数法律中对于犯罪人有利的法条,实乃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反思《解释》,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刑法》总则第12条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来决定适用新旧法,同时,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应整体适用"轻法"。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信赖原则在我国交通肇事罪中的应用

学者普遍认为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包含了信赖原则的法理。根据上述解释,司法实践中的现状为公安交警部门成为信赖原则的适用机关且信赖原则的适用条件过于宽泛。这也使得在交通肇事罪中应用信赖原则时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弱化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而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上述司法解释的错误理解。要避免上述误解,对上述司法解释的完善是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