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东南亚的安全区域主义

本文拟从安全角度对东南亚的区域化进行分析 ,探讨东南亚区域化进程中安全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试析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１.２０世纪以来 ,特别是冷战后 ,以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已经逐渐被以经济安全为主的综合安全观取代 ,“安全”不再仅仅意味着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 ,还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资源等各个领域内“客观不存在威胁、主观不存在恐惧”的和平稳定状态。２.区域主义（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也称为地区主义 ,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区域合作理论及其实践的总称 ,是某个特定地…     

"从东南亚向亚太的扩展"--试论冷战时期日本的区域主义

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可称为东南亚区域主义 ,属于区域主义理论中的“旧区域主义”,同质包容 ,异质相斥。同时 ,由于对美国的巨大依赖 ,这时日本区域主义具有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特性。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称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展经济合作的区域主义 ,出现了由“旧区域主义”向“新区域主义”转变的趋势。这种区域主义仍带有异质排他性 ,但中国已被包括在内 ,具有了开放性。同时 ,由于美国力量的衰落 ,日本区域主义表现出填补美国力量空白的倾向。因为合作对象的多样性 ,日本区域主义将实际合作放在制度建设之上。此时 ,日本政府设想的区域合作 ,基本是在“低级政治范畴”的“功能”领域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上)

“安全复合体理论”采用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混合的研究方法,以区域为聚焦点的安全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阐述了由权力分配主导的物质结构和友善—敌意模式主导的社会结构组成的区域安全结构,及其结构变化的“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多层次的动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多领域议题、“国家—非国家”多样性行为体和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到“安全共同体”的连续统一进程。本文以此为理论工具,在分析新兴的“东亚安全复合体”安全结构及其变化的多层次动力和安全区域化现实的基础上,描绘了东亚安全区域主义走出现存的“霸权”、“均势”和“联盟”等“弱安全机制”,经由以“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混合体为基础的真正的“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等“强安全机制”,最后至区域一体化推动的内生的“安全共同体”的可选择的发展道路。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历史与现实

针对国际关系学界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本文提出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即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regionalism)进程是一个从已启动区域化的“安全复合体”开始,经由“安全机制”(区域安全合作),最后到“安全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的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它涉及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区域研究的新路径:"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

本文以赫特纳等人提出的关于冷战后新区域主义研究的“新区域主义方法”为对象 ,阐述了该方法以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学术视角、以“区域性”和“区域间性”为理论基石、以“核心—中间—外围”三大区域结构为核心、以“安全、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为价值准则 ,涉及经济、政治 /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纬度内容和全球、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等多层次动力的新区域主义及其世界新秩序观 ,并分析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及其存在的一些不足     

区域间主义与"东盟模式"

区域间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东盟通过积极倡导和推进与欧盟、中国、美国等区域集团或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及东盟地区论坛、"东盟 3"、东亚峰会等跨区域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日益成为有利于国家的、以区域集团为活动单位的新的国际行为主体.东盟区域间主义以软安全导向、政府主导、"东盟方式"决策、奉行开放原则和不干预主义等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东盟模式".它通过大国平衡、集体认同强化、规范与制度建设等独特的区域效用,促进了东南亚区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也推动了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     

冷战后的日本对东南亚关系

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中,东南亚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二战结束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曾一度中断.但从50年代初期起,日本以“战争赔偿”为手段,逐步在经济上重返东南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它又以贸易、投资、官方援助等形式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70年代中期以后,以“福田主义” 的提出为契机,日本对东南亚关系的政治色彩逐渐加浓.但总的来看,冷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关系仍以经济关系为主.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对东南亚关系发生转变,即由冷战时期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为冷战后以政治关系为主.     

“合作安全”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

"合作安全"作为冷战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实践中一种最重要的安全机制,它是西方"共同安全"观和本区域"综合安全"观融合的产物。"东盟方式"是其运行的基本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它表现出明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领域的互动;东南亚国家、东盟、"自然经济区"等市场组织和"第二轨道"等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外部的区域间组织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一种多领域和多元行为主体的综合性特征。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

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是我们把握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关键主线,也是了解同期地区主义与区域安全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安全复合体的出现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起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演进规律,地区安全结构经历了从冲突竞争为基调到对话合作为主旋律的显著变化。东盟国家一方面借此调解和缓和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达到团结和整合地区安全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地区中立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冷战两极体系下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平衡和稳定。从寻求"共同安全"到地区"合作安全"的最终建构,东盟把一个分裂对抗的东南亚逐步发展过渡成为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愿意为了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合作典范。同时,冷战时期培育"合作型"安全复合体的实践培养了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增强了对地区的认同,这为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安全共同体"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南亚“南强北弱”格局对东盟经济区域整合的影响析评

东盟作为一个拥有45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5亿多人口的联盟，其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不容低估。然而，新老成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南强北弱”的经济格局，这将会影响东南亚经济区域整合的进程。冷战结束前后至今，东南亚“南强北弱”的经济格局仍较为显著，这是东南亚经济区域整合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种格局给东南亚经济区域整合带来负面作用，     

东南亚华商在香港的经济活动分析

香港一直是东南亚华商投资与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心,也是东南亚与中国大陆进行经贸联系的中介,1980年代以来,香港更成为东南亚华人企业投资中国的桥梁。二战后,东南亚华商在香港的投资额越来越大,东南亚华人资本已成为香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华商在港企业造成了大冲击,但是大多数华人在港企业还是克服困难,度过了难关。     

A case of failed interregionalism? Analyzing the EU-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In 2007,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started interregional negotiations o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hich failed 2 years later. Relying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elite interviews with officials from the EU and ASEAN’s member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why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nterregional negotiations failed. By roo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in a power-based approach,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EU has attempted to secure its economic and regulatory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In striving for such power, interregionalism was initially the intuitive way because the EU perceived ASEAN as a cohesive bloc. However, the EU’s ambitious vision for comprehensive agreements clashed with the actual heterogeneity of ASEAN member states. The failure of the interregional approach is, thus, a result of the EU’s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n Southeast Asia, which it pursues with trade-specific issues.     

政治传统、宗教和殖民历史对东南亚民主政治的影响——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

本文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分别讨论了政治传统、宗教和殖民历史对东南亚国家民主政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虽继承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但文化、宗教的多样性与殖民历史对民主政治实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正视这些因素并善加利用,东南亚国家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的友好交往

明初中国政府为了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奉行了一系列和平外交政策,包括派遣郑和七下西洋,遍历东南亚各国。郑和作为一位和平外交使者;在下西洋期间,不仅为满剌加立国,制止了强国对弱国的欺凌,而且在旧港剿灭海寇,保证了航道的畅通,同时在苏门答腊为国王平定了叛乱,维持了当地的和平秩序。郑和及其随从的和平外交活动在东南亚民众中影响很大,至今仍到处流传着有关他们的传说。这些事实说明,郑和作为一位和平使者,的确为发展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立下了功勋。     

曲折的区域化进程——东盟成立的历史轨迹与缘起

关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成立的缘起,从历史的长镜头看,它是战后东南亚区域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在经历了多次区域合作的失败后,东南亚终于出现了稳定而有生命力的区域合作组织。另一方面,从1960年代的局部发展来看,东盟的成立又是因成立马来西亚联邦造成的区域冲突的直接产物。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The Challenge of Radical Interpretation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ree questions. The rise of radical Islamic movements in Southeast Asia, the links between Jemaah Islamiyah (JI) and al-Qaeda, and the challenge to Southeast Asian states from JI. Desker gives an overview of radical Islamic organis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resorting to violence, and their reciprocal connections and ties to the global al-Qaeda network. These organisations and their actions draw attention to the interplay between transnational non-state actors, postcolonial state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i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Desker points out the fragility of postcolonial states challenged by religious, ethnic and linguistic groups promoting separatist or transnational agendas. As new states protective of their sovereignty and the primacy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the ASEAN members generally have pursued individual national interests in confronting such transnational actors. As such the ASEAN member-states have not relied on their multilateral relationships, highlighting the erosion of the 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pared for the Regional Outlook Forum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on 7 January 2003.     

柬埔寨问题与新加坡地区外交的转机

柬埔寨问题是东盟做为外交共同体出现于国际社会的关键，展示了东盟及其成员国为地区事务所做的共同努力，新加坡表现尤其活跃，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促进柬埔寨抗越力量的联合、促使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的出现为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改变了其地区形象，增强了其对地区合作的信心。柬埔寨问题是新加坡地区外交的重要转机。     

地区间主义——地区合作的新亮点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国际性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加,大多数地区组织都在扩大地区间关系,出现了许多地区间合作机制,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东亚一拉美合作论坛、欧盟一拉美合作、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等等.虽然一些地区组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定期联系,但从90年代开始,地区间关系的数量才有了快速增长,地区间合作的深度得到了显著加强.     

导致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分析

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是1965年柬埔寨与美国断交的前奏,它连同柬埔寨与美国断交一起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柬埔寨在1963年拒绝美援是邻国因素、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和柬埔寨自身因素等要素合力的结果。对影响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较好地理解亚洲冷战的复杂性,更好地理解制约美国亚洲冷战战略得以有效实施的因素。     

“互利共赢”与“相互利用”——冷战后中印在东盟地区的竞争

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印两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两国都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由于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影响,中印在东南亚地区存在竞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些竞争体现了中印对东盟＂互利共赢＂与＂相互利用＂政策的分歧和竞争。但竞争并不等于冲突,关键还要看中印两国实行怎样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相互之间实行怎样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