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三一旧址保护及学术研究问题

七三一部队自1982年纳入政府保护管理轨道以来,特别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成立以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外研究者及和平友好人士广泛开展文物、文献征集,调查取证及学术研究工作。目前,七三一旧址保护开发利用工作已正式纳入国家层面推动,将配合七三一旧址申遗准备工作,对七三一旧址进行全面保护和有效利用,进而提升七三一旧址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促使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认知七三一部队罪行及遗址状况。本文着重阐述了七三一旧址保护情况及相关学术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七三一旧址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辽宁长海县小珠山遗址公园建设初探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有效保护文化遗址的措施之一,其结合了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基本实现了遗址保护与社会效益的双赢。作为大连地区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小珠山文化,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兼顾学术研究、教育宣传和文化普及等价值的方针下,应借鉴其他地区考古遗址公园的经验进一步协调该遗址与周围环境、居民生活的关系,加强遗址社会教育功能宣传,优化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综合管理,以期对其他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于七三一旧址申报世界遗产问题研究——以旧址保护及学术研究工作为例

七三一旧址自1982年纳入政府保护管理轨道以来,特别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成立以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外研究者及和平友好人士广泛开展文物、文献征集,调查取证及学术研究工作。目前,七三一旧址保护的开发利用工作已正式纳入国家层面,将配合七三一旧址申遗准备工作,对七三一旧址进行全面保护和有效利用,进而提升七三一旧址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促使社会各界人士进一步认知七三一部队罪行及遗址状况。本文着重阐述了七三一旧址保护情况及相关学术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七三一旧址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展示问题探讨

中国有着数目众多的考古遗址类文物,体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目前,考古遗址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重头戏,各地掀起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遗址展示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深入挖掘七三一历史档案利用及对策研究——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藏档案为例

七三一部队档案主要是指由七三一部队在战时及战后开展罪恶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涉及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的真实记录,是揭露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罪行的真实凭证,是日本侵华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因七三一部队战时绝密性,撤退时焚毁资料及日美交易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特别是战后日本国内对此事的态度,致使文献档案征集工作举步维艰。本文重点从七三一档案征集、整理、利用及出版的实际工作角度切入,评估其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利用价值,进而提出利用对策建议。     

731遗址的保护、开发及展示

1999年下半年至2001年初．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的合力推进下，共计投入2800万元，启动了对731遗址保护、开发的一期工程。动迁了集中遗址区内的11家企业及120余户民房．收回原731本部东侧并完成基本陈列后，使731遗址在保护、开发及展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集中保护区面积达10万平方米，有11处遗址对外开放，使731遗址的国内外知名度进一步提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历程述论(1950—1995年)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自1945年形成以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直到1950年才开始进行了初步保护。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对于七三一旧址的保护也历经了几个重要阶段,有的旧址得到了良好的保护,至今仍能呈现在世人面前,发挥其应有的教育功能和警示作用,有的旧址永久地消失,只留下了一些历史照片。当前,哈尔滨市通过了《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条例》,这是旧址保护工作重要的法律依据,也使七三一旧址保护工作广为人知。     

文化遗址开发保护模式及实践路径探索——以西安“曲江模式”为例

文化遗址开发保护是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繁荣文化事业的重要工作,文章总结国外文化遗址开发保护模式和举措,着重以曲江模式为例,分析了文化遗址开发保护的多样化模式,并就其把开发保护中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和经验启示作了系统总结。     

我国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研究进展

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的研究是古老而常新的话题。目前我国众多城市进入快速发展期,基础设施建设与当地遗址遗迹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众多古迹的命运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利用文献调查法,对我国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作细致梳理,从基本概念、开发、保护、综合案例等几个方面进行综述,从而归纳出目前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及其利用研究的特点及展望。     

文旅融合之道

中国良渚古城遗址2019年申遗成功,用实物展示了古代国家形态,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前不久笔者走访了良渚古城遗址,在被祖先创造的文明壮举震撼的同时,也为今人借助文化发展旅游业的创新举措所折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现代人模拟了先人的生产生活场景,用信息技术复原了古代宫殿和等级制度,通过生动的讲解,呈现了古人水利设施建设的智慧,以及先进的农耕工具和培育的稻种。     

唐大明宫遗址的历史底蕴和保护的若干问题

大明官是盛唐时期的产物,是东亚乃至世界官城建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筑群,它的建筑基本反映了<周礼>关于王官建制的理念.民国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该遗址的保护问题即被纳入西安城市规划,受到一定的重视.近年来,大明官遗址的保护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立足遗址的历史内涵,以文物法为依据,以保护遗址为基础,造福当地,改善城市环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后的一些冷思考

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我们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使命。现如今,保护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在"后申遗时代",我们仍然要警惕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申报、轻保护"的不良倾向,如何走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道路,仍然值得我们探讨。出路在于: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将现代科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术相结合;博物馆展览;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广泛的民众教育。     

关于大遗址保护利用问题的理性思考——以汉长安城遗址项目的启动实施为例

在城市化进程和文化复兴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大遗址的保护利用成为当地政府和文物主管部门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本文以汉长安城遗址的保护利用为例,对大遗址项目实施启动要考虑的多方价值诉求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强调指出:项目的实施要找准时空定位和坐标体系,兼顾属地和行业管理部门的价值判断;实现学术和实用价值之间的转换和连接;要综合考虑世界遗产组织的规则和东方大遗址的现实和特性;正确解读文化载体和文化传统的科学含义。     

文物界大腕共绘大明宫蓝图

唐大明宫这一史上最大的皇家宫殿群,曾经是世界文明的制高点,这片遗址的保护一直备受各界关注。5月20日,罗哲文、黄景略、徐苹芳、张忠培、刘庆柱、张锦秋、郭旃、安家瑶、陈同滨、张廷皓、傅清远、侯卫东、王立平、龚国强等中国文物界顶级专家齐聚首都,参加了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大纲研讨会,就大明宫遗址的保护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大纲展开讨论。据了解,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设计过程中,将聘请由张锦秋、安家瑶等六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为     

比“申遗”更重要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是要保护它得以生存的环境和空间,拆旧建新是最不可取的这几年热了"申遗"。世界级的、国家级的、省市级的,上上下下,都在搞。据说,一些省市为了争夺某个项目的归属权,甚至打起了口水战,有点旧时代跑马圈地的意思。这也表明,大家都晓得这件事的分量,不肯小觑。所谓"申遗",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     

从冻伤实验看七三一部队的邪恶本性

七三一部队是违反国际公约建立起来的一支反人性的、极其残暴的法西斯部队,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大肆研究、生产、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屠杀我抗日志士和无辜平民百姓。更为残忍的是,为了尽快实施细菌战,七三一部队竟公然使用健康人做活体实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冻伤实验。本文以七三一部队冻伤实验为例,对七三一部队的邪恶本性进行了阐述。     

浏阳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经验启示

浏阳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综合"慈溪模式"和"阿勒泰模式"成功之处,形成"浏阳模式",一时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浏阳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因申报范围扩大、公示力度增强,被称为"最彻底的模式"。总结"浏阳模式"的成功经验,反思其不足,将对我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起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精神家园

正2005年11月25日,巴黎传来了韩国"江陵端午祭"申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由此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反思。2015年11月19日,民进中央与全国政协文史委共同承办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建言献策。     

洛杉矶经验：转变深圳经济发展方式的借鉴

洛杉矶从一个远离美国经济中心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太平洋经济圈中重要的世界级城市，其发展过程与深圳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其成功经验对深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从罪证浸泡标本瓶看七三一部队的滔天罪行

日本1868年实行的明治维新,使其成为东亚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了重要会议——东方会议。为弥补日本资源短缺、兵源不足及军事扩张需求,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日内瓦协定》,将"细菌战"作为对外军事行动的重要手段之一。1936年,七三一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建立细菌研究大本营。由此,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及国际人士惨死于这座杀人魔窟。本文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罪证实物浸泡标本瓶为例,结合A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从医学和伦理的角度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罪恶行径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