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间争议解决机制之重构

我国农村是典型的乡土社会,由于受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儒家人治思想影响,民间争议的传统解决方式首选调解,人们较少选择诉讼。民间争议的解决模式应建立在对民间的社会特征和对民间争议特点的把握上。重构民间争议之解决机制,应建立法院内、外双轨并行的多种解决方式。     

行政争议解决体制的改革和重构——基于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

社会面临行政争议解决难的问题,行政争议的核心是行政权存在及行使过程中对私权的授益和侵益,是公权与私权之间调整的界限、程度、方式的平衡。基于良性制度体系下行政争议的合理有效解决关涉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以及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障。试从法治框架下探讨该问题。     

关于人事争议仲裁与劳动仲裁对裁决“执行与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

劳动仲裁以劳动法为依据、司法解释为补充，凭借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定，建立起较为科学的对裁决“执行与监督”制度体系。人事争议仲裁对裁决的执行与监督制度有更多的法律依据，但这些依据之间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对比劳动仲裁，人事争议仲裁对裁决的“执行与监督制度”在执行方面存在：没．有不予执行的规定、遇起诉后效力情形未完全规定清楚、没有设定部分发生效力部分不发生效力的情形等问题；在监督方面存在：复议监督方式存在争议、监督主体含有自身监督、监督方式没有全面落实到司法审查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行政立法，需要通过两分法对部分人事争议适用复议规定并前置，对部分人事争议废除复议规定，但都坚持司法权为最终裁判权原则，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对裁决的“执行与监督”制度。     

中外合作办学协议的争议解决及法律适用探析

中外合作办学协议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前提和基础,在明确合作办学双方权利义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由于合作办学双方在文化传统、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上的差异,难免会产生各种纠纷。因此,在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和中外合作办学深入发展的当下,研究中外合作协议中的争议解决方式以及法律适用问题,对于规范合作办学行为、降低违约风险、提升争议解决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土地征用行政争议中法律问题思考

土地征用中各种行政争议时有发生，争议的一方为有权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权和实施征用土地行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土地征用人)，另一方为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以下简称土地权利人）。如何解决这些争议，法律虽已有明确规定，但不少地方在认识和实践上仍常陷入误区。     

行政权限争议的法制化解决途径探究

行政机关间的权限争议,长期以来作为内部问题由行政领导通过行政途径加以协调解决.职权法定原则决定了解决权限争议实质上是依法界定各部门的法定职责权限,对行政权限争议应由法定机构依法定程序进行裁决,将行政裁决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解决行政权限争议既不能照搬机关诉讼,也不能奢望宪法诉讼,而应寄希望于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依行政程序法进行裁决.     

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之行政解决机制分析

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的中国解决方式主要是依仗行政内部机制。由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权限争议解决的主体,具有权威性、专业性、正确性、及时性、高效性等优势,契合了行政权完整性的诉求;但行政解决机制确是固有着制度化规范化严重不足、民主性正当性缺失、公开性公正性不够、背离法治原则等致命缺陷。单单凭借行政内部机制并无法通顺有效地解决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现实亟待我们建构一套系统、科学、理性的行政机关间权限争议解决法律制度。     

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法律思考

良好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对于解决劳动争议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已不断暴露出其弊端。应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立法,实行“双轨制”来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建立和完善“三方机制”。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发展变化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也有发展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程序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实体方面不断拓宽案件受理范围。"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发展变化也给我国带来一些问题:不断扩大"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管辖权可能会损害国家经济主权,逐渐放弃"逐案审批权"可能引发投资者滥诉。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我国今后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应规定"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设置"重大安全例外"条款以缩小"中心"的管辖范围,注意"中心"与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协调。     

浅析我国集体劳动争议的现实困境

集体劳动争议是我国现阶段劳动争议的主要表现形式,因其涉案人数多、影响范围广,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实中,化解集体劳动争议陷入了某些困境,主要是:集体劳动争议调整社会结构的需求与现有法律制度难以突破的困境;法律规范外的集体劳动争议激增与法律规范内的集体劳动争议减少的困境;利益处理机制的现实需求与工会职能缺失的困境;多元对话机制的客观需求与压力驱动机制缺失的困境;争议解决替代机制的客观存在与其衍生争议的困境。只有在清楚认识这些困境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突破困境的路径。     

工会在劳动争议处理工作中的作用研究

目前,我国对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工会的作用已作了相关规定,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工会参与劳动争议处理往往容易流于形式。通过对工会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保障工会有效参与劳动争议处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有效解决各种不和谐因素,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人事争议仲裁时效问题探讨

人事争议仲裁作为解决事业单位与受聘者纠纷的有效途径，其建立初期各项制度还不完善。其中的时效问题，存在着与立法目的不符、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可能产生推卸责任等弊端。建议参照民事诉讼相关规定，完善人事争议仲裁时效制度，允许人事争议仲裁时效中断和中止，以及确定时效的起算点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以充分保护受聘者的合法权益。     

建立劳动纠纷综合调解机制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创新劳动纠纷调处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调研访谈,梳理分析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纠纷处理机制尚需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树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完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设计、发展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提高调解员能力素质、强化调解协议效力等构建劳动纠纷综合调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浅析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

本文针对当前人事争议仲裁中受案范围定位模糊、种类偏少、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受案范围的口径不一致，以及有些人事争议还处于无法可依、无处可诉的状态等问题，试图从划清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受案范围的界限，从争议主体和争议内容两个方面对现行人事争议的受案范围进行调整，对我国人事争议的受案范围进行探讨。     

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处理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

国家人事部颁发《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至今已有五年。该项制度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相比较,不仅推行缓慢,而且社会影响程度也有较大差距。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和现行人事争议工作的实际意义,我们对现行人事争议处理的法规和工作实践进行了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本着尊重国家的基本法律.尊重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的创新成果,但不囿于现行制度框架,力求从理论争法理的高度,探求现行人事争议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以期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     

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之完善

为保障劳动权这一公民重要的基本权利,我国已围绕其建立起一系列的权利保障体系,然而仍然存在着条文僵化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原因。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更有意义的探索则是应当采取何种方法予以解决。当前我国在劳动争议解决问题上,面临着劳动关系"单一调整"规范体系与实践中"一调一裁两审"争议解决机制的不足与缺陷,其运行过程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等原因衍生出诸多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当前我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领域的司法实践为完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路径与方法。     

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思考

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10余年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主渠道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和行政复议职能作用的发挥,也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复议制度逐渐失去信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     

《公务员法》中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之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聘任制和与之相承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是这部新法律的亮点。但是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在主体、客体、内容和过程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途径在于: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设立独立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明确其性质;严格保证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执行;扩大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的范围。     

社区工会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初探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加快，劳动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利益矛盾也进一步凸显，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而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逐年增加。大力加强预防和调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争议解决在基层，是做好当前劳动争议纠纷处理工作的必然选择，也是各级工会和各类劳动争议纠纷调解组织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政府采购合同革新的行政法观察

尽管《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但是从政府采购合同的主体、合同的目的、资金来源、订立方式以及合同的履行来看,政府采购合同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质,定性为行政合同更为恰当。相应的,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进一步加快对政府采购合同特别规则的立法,解决法律适用上的困境。重新审视目前政府采购合同民事救济途径的缺陷与不足,扩大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加强对合同双方以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