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应对之策——基于政府回应性视域

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政府回应性同民主政治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回应民意的要求、主动预防解决相关环境问题有关。本文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认为近年来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和逐年递增,与地方政府未做好职能性回应、前瞻性回应欠缺、责任性回应不到位等有关。因此,建议地方政府避免被动回应的局限性,负责任地主动回应,通过建立一系列的预防措施来应对环境群体事件。     

群体性事件治理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地挑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只有依法有效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府对事件的治理，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标本兼治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群体牲事件治理与地方政府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地挑战了我国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治理主体，地方政府只有依法有效治理，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及政府对事件的治理，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必须加强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标本兼治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我国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现状、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加速转型期。社会转型加速一方面引起了利益格局的调整与分化,另一方面促使各种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显现,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大量出现,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缘于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制度机制与组织行为。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应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建立科学合理的多元利益诉求机制、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的政府决策体制、科学合理的现场处理体系,大力加强干部考核任用制度建设。     

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根源分析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危害着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群众的和谐生活.造成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可归类为社会转型、意识形态、政府机制和政府管控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已成为激化我国社会矛盾的病根,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症状久治难愈.     

试论群体性事件及其理性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热点问题。群体性事件具有利益相关性、行为偏激性和处置的复杂性等特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社会现代化变迁中的利益分化与冲突、制度障碍与缺陷以及各种新旧思想观念的纠结。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误区在于重应对,轻预防、重治标,轻治本。群体性事件理性治理既要在政府应急管理过程中贯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又要在政府常规管理中努力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更新管理理念,完善政治——行政体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服务型政府。     

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机制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生成缘由表现在转型期环境的不确定性、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基层政府公信力弱等方面。     

“经济人假设”视角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基于“经济人假设”为视角，以“靖西事件”为个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民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至上，忽略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责任缺失；民众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民众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政府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企业加强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健全民众环保利益诉求渠道；完善处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相关立法是解决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解读回应性行政与和谐执政理念的内在契合

和谐治国理念反映在政府与公民关系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而这有赖于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增强自身的回应性。作为一种政府管理理念的回应性行政与党提出的和谐执政理念在理论逻辑、价值意蕴和现实层面上具有某种内在契合。可以说,回应性行政是沟通政府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功能是弥合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由于社会转型所形成的断裂带。     

政府在环境纠纷处理中的角色回归与职能矫正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环境欠账积弊日深,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且形势日益严峻,不容忽视。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或得不到很好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偏差和职能错位。要杜绝因政府角色偏差和职能错位导致的合谋行为,就必须加强监管,矫正政府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角色偏差,进一步将职能从经济职能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以保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和环境治理的效果。     

弱化与强化：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理论剖析

当前,重构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中央要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保证地方的有限能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树立正确的政绩考察体系和激励结构,不断提高政府官员的政治素养和官德意识,明晰并强化地方政府的职责。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政府的信誉,保持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与责任政府

食品安全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责任政府要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落实责任追究制度,防止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制度化建设的基本思路

伴随着地方机构改革和各地对政府负债的清理,各级政府的巨额债务浮出水面。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不仅损害政府威信,还妨碍党和政府政策的执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掣肘。债务成因错综复杂,但主因是制度供给短缺,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普遍出现,背后必然都隐含着某种规律性、制度性的问题。因此,在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前提下,宏观上的制度设计已成为化解地方债务难以回避和逆转的课题。     

中欧债务危机法律治理之比较

表面上看,欧盟主权债务危机和中国地方债危机是货币政策失控和财政政策失效的产物,两者都存在整体平衡掩盖了局部危机的特征,在法律治理上均存在刚性约束不足的问题。但中央(欧盟)与地方(成员国)的关系的非制度化,才是中欧爆发债务危机的共同根源。只有通过高级法确立中央(欧盟)与地方(成员国)的财政关系,才能根本上实现对债务危机的有效法律治理。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及经济法治对策研究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通过大规模融资推动城市化建设,为中国应对危机和扩大内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潜在的体制问题和操作风险。我国应提高投融资平台的透明度,完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依法规定投融资平台的投资范围,推动平台融资项目管理规范化;规范贷款担保程序,完善还贷保障机制;完善投融资活动审查监管体系,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则,确保整体金融秩序的持续安全稳定。     

浅析我国地方政府房屋限购令

我国地方政府房屋限购令具有形式多样性,效力双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在目的上具有现实合理性。应秉承＂取其精华,保留正当政策,去其糟粕,改进调控手段＂的原则,对地方政府房屋限购令的内容加以完善。     

驰名商标的异化及治理

我国驰名商标认定及保护制度在地方政府高额奖励、主管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惯性”思维以及市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之下已严重异化，其结果是背离了商标立法目的、商标权本质以及保护驰名商标的立法初衷，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企业的盲目、甚至恶意追求驰名商标认定的非理性行为，妨害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因此，应当从纠正地方政府不当行为、完善驰名商标认定程序和规范驰名商标使用行为等方面加以治理。     

强制拆迁、财产权保护与地方宪政构建

近年来,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以侵占农民宅基地和强拆民房为主要标志的拆村并居、强制农民上楼的运动,掀起了对农民权益的新一轮掠夺,引发了不少自焚抗争现象。农民被迫自焚,充分体现了地方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在中央以行政手段制止地方滥用权力的同时,自焚抗争现象也对学界提出了如何加强地方宪政建设的理论课题。加强地方宪政建设,将地方权力纳入宪政框架和法治轨道,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任务。     

GDP考核对企业家犯罪预防的消极作用——从湖南双峰红头文件事件说起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的重大成果之一,是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紧随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从企业家犯罪预防的角度而言,在法治缺失的环境下,GDP的快速发展并非佳音。因为地方党政组织及其负责人可能因对GDP的刻意追求而阻碍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企业以及企业家个人的刑事责任。更有甚者,地方政府对执法活动的阻挠竟然堂而皇之地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进行。地方党政组织对执法以及司法活动的阻挠,不但削弱了立法与司法的权威、冲淡了企业家的守法意识,而且使得GDP发展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为了改变这种现象,除了落实宪法规定与改革考核机制之外,应该加大个人责任追究。     

我国地方政府权力来源之分析

地方政府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民众有着直接、广泛、密切的联系，对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重视地方政府权力的正确行使，保证地方政府有效治理地方事务，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地方政府权力的真正来源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行使我国的地方政府权力，可以通过分析我国早期地方政府体制的确立、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的权力及其来源演变、以及我国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来源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