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调研

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呈现出三个特点。从流转主体来看,以本村普通农户之间流转为主,农业合作社、农业经营大户也已成为重要的流转主体。从流转形式看,以转包、出租、互换为主,入股也初露端倪,成为新的亮点。从流转期限来看,总体上比较短,但土地向合作社、经营大户等主体的流转期限都比较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认识、行为、服务、政策方面不到位的问题,需要加强宣传培训,强化检查指导,加快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政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逐步加强,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存在着性质模糊,农村土地承包法没有完全回归民法,行政权力过分介入,流转所需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本文从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物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全回归民法,减少行政权力介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着实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铺平道路,以期健康、稳定地发展.     

论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的程序法律保障

目前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不容乐观,其突出问题是无序流转。文章从程序法律角度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同、流转组织机构等方面的无序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以程序法律保障农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的建议。     

浅议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力

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动力是刺激土地流转发生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农民、资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等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进行分析,得出各影响主体的不同利益追求,得出其在土地流转中的不同诉求,结合传统土地制度的稳定剂作用,最后得出减慢土地流转速度的建议。     

农村土地流转：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关系的研究

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行使的规范性问题。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权力行使,主要表现为抽象行为、具体行为、服务指导行为三种类型。在现实中政府权力行使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这也就侵害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要合理调整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和健全土地流转风险保障机制、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农民就业培训机制、构建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从权力主体的角度界定学术权力

从主体还是客体的角度来理解学术权力,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的难点之一。权力被赋予主体,主体即获得了权力特征。此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人而作用于其管理对象。可见,权力主体与权力的关系是直接的。而权力对象只有以权力主体为中介才能与主体的管理对象发生关系。所以,权力主体与权力的关系更为直接和深刻。因此,从权力主体的角度来界定学术权力就更为科学。正确理解学术权力的概念是提高学术人员在大学管理活动中地位的理论基础,对于改变我国大学管理中主体错位弊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权力的伦理限制研究

对政治权力的理解,既有基于强制性从权力主体到客体的单向理解,也有基于公共性从权力客体到主体的逆向理解。后者是符合人类普适价值和党对权力性质的本质性理解。权力的公共性是对权力进行伦理限制的理论前提,因为它内含权力运行的普遍善指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权力行使背离公共性、造成合法性危机是对权力进行伦理限制的现实前提。政治系统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来实现和促进权力的公共性,如推动经济增长、意识形态领域的灌输,制定法规制度等。但是,权力主体基于健全理性的卓越行动更能体现权力公共性价值的优越性。     

论行政权力的主体及其制约问题

从理论上讲,将行政主体理解为是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并无不妥,但在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时,仅从这种层面上认识行政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实际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与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其制约方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建立一套行政机关内部的目标责任制度,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降低行政权力的违法限度;二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的自由掌握空间,特别是尽量压缩其自由裁量权的使用空间。     

协同治理：高等院校治理模式的新选择——基于高校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

在我国高校权力主体走向多元、权力结构趋于扁平的背景下,实现高校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已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剖析中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阐述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高校的必然选择。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结构变迁基础上,从治理价值基础、机制建设和理性行为培育等方面探讨高校协同治理的构想。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以山东省青州市为例

根据当前青州市农村土地流转在流转面积、方式、渠道、主体和收益呈现的特点,针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农户认识不高、流转机制有待健全、流转程序有待规范和成片流转较难等问题,提出要加强宣传、健全管理体系、搞好流转服务、健全激励机制、维护农户利益等建议。     

从进奏院状到定本制度:传播制度的创新

从唐代进奏院状到宋代定本制度的历史变迁,是传播模式的转变,更是一种传播制度的创新。质言之,定本制度是宋朝文官制度的从属制度,它通过编辑权的集中,加强了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信息传播方面强化了专制的皇权。     

合同漏洞法理研究

合同漏洞就是合同的客观规范内容不能准确和完备地描述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每种状态下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这是因为交易条件的不可证实性与不可观察性而存在的合同成本产生的。合同漏洞补充的基础是诚信原则导致合同关系的扩大 ,法官依据当事人的合同关系进行合同利益分配。合同漏洞补充的规则有合意补充、交易习惯补充、任意性法律规范补充和合同解释补充。但为控制法官的合同解释权力 ,应当完善合同漏洞补充的规则     

行政合同中的价值悖论与释然

行政合同是在近现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较柔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它是权力因素和契约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行政合同中所体现的权力和契约的双重性造成了对其传统认识上的价值悖论,但是这两种价值并非根本对立冲突,而是可以互补相融的,形成一定悖论程度中的释然。     

论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是标准罪行的处断刑量,它不同于量刑根据。对量刑基准必须进行抽象的理解。要实现罪刑均衡,必须建立完善的量刑规则体系,而量刑基准和量刑尺度是这一体系的基础概念。为了更好地实现量刑基准设计的初衷,量刑基准规范化势在必行。     

合同期前救济制度分析

合同的运行从时间上可划分为合同缔结阶段、合同履行前阶段、合同履行阶段和合同终止后阶段.对于合同成立后至履行期到来前阶段,即合同履行前阶段发生的违反相应义务的情形,随着合同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形成了预期违约的救济制度.从合同效力的角度对预期违约责任制度的立法例、含义以及发生阶段进行分析,为预期违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观点.     

评述行政合同的法律属性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行政合同法律属性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行政合同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管理形式;行政合同是单方行政行为,还是双方行为;行政合同是权力行政行为,还是非权力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强权力行为,还是弱权力行为;行政合同是私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行政合同本身较为复杂,应全面、深入地揭示行政合同的法律属性,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加以解析。基于此,行政合同的法律属性大致可以界定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双方行为,是行政主体的特殊行政行为、弱权力行政行为、弱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弹性行政方式。     

论违约金的法律规制

对违约金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其法理根据来源于合同正义的要求和违约金自身的属性。基于合同自由的神圣地位,对违约金的法律干预应持相当克制的态度。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数额调整制度在违约金规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治权与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是权力行使者超越权力、滥用权力、放弃权力行使的表征,是权力商业化运行、垄断运行、无职责意识运行的结果。治权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约束、限制、控制权力的行使,预防和减少因权力滥用而滋生的职务犯罪。依法治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权力制约制度,建立检察机关指导预防职务犯罪制度是通过治权预防职务犯罪的可选择方式。     

自媒体时代官媒重拾话语权之诉求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所谓的"互联网狂欢"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固定模式。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舆论走向。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官媒,在与新兴媒体抢占舆论高地的博弈中,由于政府公信力下降导致官媒话语被"习惯性质疑",在信息的即时性、交互性日益增强情境下,官媒试图重构权力话语体系,重拾话语权,以期走出正面临的塔西佗陷阱。     

论行政合同的双重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通过行政合同双重性的探讨来研究这种行政管理手段的特殊属性,以便在国家公共管理活动中更好地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