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富人治村”村庄治理的新常态

浙江省"富人治村"的多年实践,有序推进了村庄治理理念、公共组织体系、公共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嬗变,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富人村官为主导,重利益、重规范,以公共福利提升为宗旨,以经营村庄为手段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新常态。这一新常态的逐步清晰,对于克服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职能的退化,村庄的"空心化",有序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村庄治理的现代化无疑有积极意义。针对存在的隐忧,可以通过住村指导员制度与大学生村官制度和村庄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实现人才补充、制度补充。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陕西省山阳县LS村为例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离乡弃土、涌入城市,在涌入现代化浪潮中谋求发展,农村空心化、土地抛荒、村集体缺乏"造血功能"等问题日益凸显,农村留守人口在生计、健康、教育、情感和养老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日益增多。面对国内农村社会的经济贫困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显著特征,寻求既能充分结合中国农村社会本土特征,又兼具主体性、多元性和综融性的农村社会工作理念、立场及行动的实践操作方法迫在眉睫。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困境和反思——以四川省A村、B村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农村社区进行了协商治理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四川省A村和B村就是其中的例子。通过对A村、B村协商治理实践的分析,进一步探索和创新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路径,切实提高基层协商民主的实效性。     

新形势下软弱落后村党组织建设研究

软弱落后村党组织建设是当前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具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等重要意义。剖析当前软弱落后村党组织存在的班子软弱涣散、经济发展滞后、村务管理紊乱、社会矛盾突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深入分析YK市"一牵四联"帮扶机制通过有效整合党建资源,充分发挥联建单位在政策、资金、人才、治村经验等方面的经验,为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党建工作,合力助推软弱落后村党组织整转提升,破解农村党建工作困境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中心”还是“空心”——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空心化”及其阐释

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是国家与社会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交界点。基于"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通过观念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比较分析发现,当前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存在组织机构边缘化、文化服务人员简化执行、文化服务设施资源性约束以及文化服务项目僵化供给等"功能空心化"的表现。文章主张以复合治理来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探求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回归之道。     

“富人治村”的政治学考量

近几年,随着＂富人＂参选村官的愈演愈烈,持续升温,＂富人＂治村成为了我国基层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富人＂村官的形成蕴含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的发展要求,是乡村治理模式由＂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的必然。笔者文章中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富人治村＂所显现的权力异化原因探究,并提出了有效地解决途径。     

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 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农村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础的构成单位,其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回溯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看到只有当家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生产力才得到极大释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乡村治理的基础被动摇乡村治理的效果无法保证。为了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必须通过推进乡村自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契机,加强乡村公共性的建设等措施,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失范与重构——以三宝村为例

作为欠发达地区代表的三宝村,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村民迫切改变的愿望,通过激发村民智慧,调动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管理,推动了三宝村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了一条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新路子,实现了落后地区乡村治理的失范与重建.     

浅析村际冲突

村际冲突已成为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稳定的重大隐患。诱发村际冲突有集体利益矛盾、个体纠纷、婚姻家庭纠纷、违法犯罪等因素 ;具有群体性、暴力倾向性、潜在危害性和可逆转性 ;其治理对策是 :1 完善有力的情报信息网络 ;2 健全三级联合调处机制 ;3 冷静稳妥处置现场 ;4 全面加强农村整体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     

我国乡政村治模式的现实问题及其优化策略

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以后,乡政村治模式在中国农村凸现出来。这有利于国家基层政权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也有助于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调动蕴含在乡村中的巨大能动性,提高基层农村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促进三农问题的稳步解决。但是,当前我国农村实际上的“乡政村治”模式存在各种问题,如职权不清,职能错位与缺位。这会影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在体制、法律层面对当前的“乡政村治”模式进行必要的调整。     

国家与村庄互动中的村治变迁--建国50年来H村的村庄政治生活调查

文章以国家与村庄关系的变迁为背景,考察了建国50年来H村政治生活和治理模式演变的三个阶段,认为在考察农村政治变迁时,必须重视国家制度对农村政治生活变迁的重要作用以及国家和村庄政治对其社会基础的依赖性.     

基层组织建设、公共性生产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以天津市A村为例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构成,当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社区社会公共性内生动力不足和基层组织治理结构失衡的双重困境;建构反应灵敏、结构均衡、灵活高效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是有效化解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性匮乏的关键,但当前对基层组织增进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性发展的过程分析尚不充分。通过对天津市A村的个案剖析发现,应在整体性治理理念指导下确立以居民需求为主导的分散决策原则,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同时以多层次多中心的居民组织发展为基础,建构"蜂巢状"的社区服务供给结构,培育社区公共空间、社会资本和居民公共精神。     

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多元共治——以南宁市X村为例

随着城市化加快推进,不少城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城中村,原有农村的村级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转变为新的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转型发展,城中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仍处于探索之中,发展过程面临诸多困难,原因也是来自多方面的。因此,需要政府、村组织和社会等治理主体共同施策,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助推城中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广西南宁市X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当下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缩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选取作为分析样本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研讨。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乡镇政府角色定位与重塑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乡镇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定位直接关系到未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在分析乡镇政府角色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社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监管、社区治理、农村文化建设等微观视角来探讨重塑乡镇政府角色的问题。     

关于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冲突的分析与思考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20多年来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然而,我们在为成绩骄傲的同时,也应当正视村民自治制度在运行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的冲突,就是一个引起各方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它阻碍了农村基层的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损害着农村的党群干群关系,使农民群众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一、缓解冲突的基本模式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的冲突主要…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村治改革:村民组长何去何从

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强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基层治理弱化、村庄本土资源遭受破坏等问题。在农村社会发生根本性变迁之前,“大组长,小村部”的乡村治理模式更有利于农村发展。完善村组制度,健全村级组织,应该坚持村治改革与财力支持双管齐下、现代性与传统性互相交融、思想工作与激励机制相得益彰三大原则。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实践与探索——以启东市大陆村为例

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是整个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承载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因此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本文以江苏启东市大陆村为例,从分析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入手,深入分析总结大陆村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相关实践,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供了有益经验。     

迁村并居与社会稳定风险关系的分析

工业化、信息化以及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加快了风险社会的到来,"收益—风险"的权衡取代了传统的"收益—成本"分析成为政府新的决策评价标准,研究社会稳定风险成为弥补传统项目评估的缺憾以及丰富政策评估体系的关键举措。城镇化快速推进加剧了风险种类的衍变以及城乡关系的变迁,而在此过程中的"迁村并居"一直被认为是风险的集合体、群体性事件的危机元。研究并预判"迁村并居"的社会稳定风险的积聚与化解成为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加快城镇化推进质量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所在。"迁村并居"社会风险的积聚是多种潜在矛盾显性化的过程,其风险化解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危机预警机制与风险预估体系,并且,强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及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