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的现实问题及其破解之道——基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学思考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大支柱,其现实体现则为"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目前,"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而和谐价值观范型的建构与规制乃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考

人的本质的生成性特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和价值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应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指导下进行价值取向、目标、主体观和方法的现代转换,从"道德本位"向"能力本位"逐步过渡,不断践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     

论执政道德同实现执政行为与人民利益间"夹角"最小化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道德是党在执政过程中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道德基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执政道德,为实现党的具体执政行为与人民根本利益之间夹角最小化提供了道德驱动力,加强执政道德建设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现该夹角最小化具有基础性意义。党的执政道德既要从"八荣八耻"中汲取营养,同时又超越"八荣八耻",这是党得以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最前沿,引领全社会实践"八荣八耻",并由此更好地实现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一环。     

从"经济人"走向"生态理性经济人"

"经济人"的自利本性是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原始推动力,但如果不对其加以规限、弥补,也会成为破坏生态的重要原因.这是由于"经济人"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导致了对生态利益的忽视,而且他的自利本性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应当摒弃传统"经济人",走向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兼备的、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生态理性经济人".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探索执政党道德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

执政党的道德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必要保证.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对执政党的道德提出了新要求,为新时期党的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综合创新论"与"本位文化论"

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文化的发展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十教授”提出的“本位文化”论是这场论战的诱因。张岱年积极参与了这场论战,提出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建设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张岱年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本位文化”论,而是发展和超越了“本位文化”论。在对文化认识不断深刻的今天,我们不应一味地贬抑“本位文化论”,而应一分为二地认识和评价“本位文化”论。     

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旨归

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价值观,本质是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入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把现实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道德理想,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     

从民族救亡到道德重建——严复"救亡"思想的理论视角与当代警示

民族救亡思想是严复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以"自由"为核心,推导出"平等"、"民主"、"法治"等政治主张,形成集政治救亡、文化救亡、道德救亡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对清末中国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今日中国虽不再是清末濒临民族危亡的中国,但在当前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却出现了"道德危亡"的症候.严复在百余年前对"中体西用"的批驳、对道德危亡的"棒喝"在今日之中国仍很有警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机结构及其内在逻辑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生成过程中,以血缘家庭为出发点,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以性善为逻辑起点,生发出血缘、情感、入世三个重要的内容结构要素。家族的血缘情感是一切道德情感的源泉,从"亲亲"向"亲人"推演,推己及人,于是在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有机结构中,突出了血缘本位和家族本位。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模式中,以儒家的入世为主流建构起积极的人生态度,以道家的道心和佛家的佛性为补充,构建起人生的退出机制,从而使得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结构各要素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并实现了文化精神上的自我生成和自给自足。     

论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公务员范式

国家建立以来,人们对公务人员的人性预设经历了"道德人"、"经济人"、"公共人"几个阶段.作为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公务人员的人性预设,要既能发挥对公务人员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公务人员人性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及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公务人员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公务人员的基本角色应该是"正义人".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具有整体主义特质。这种整体主义特质,在经济层面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制度层面生成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制度,在文化层面衍生于以"孝"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结构。同时,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也展现为以整体主义为指向的价值原则,其中,"仁"和"礼"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充分彰显了群体本位原则;"公私之辩""义利之辩"和"群己之辩"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侧面,则分别呈现出尚公、崇义、贵群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但构成了整体主义特质的价值要义,也为新时代中国塑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增进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乃至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进而凝聚中国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论"官本位"与"民本位"政治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官本位”与“民本位”说到底都是政治文化意识。政治文化是理解个人和群体的“官本位”与“民本位”意识的关键。从政治文化学的理论视角研究“官本位”与“民本位”,具有深层次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两面人"的成因及防治

在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中,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两面人"现象颇为引人注目。"两面人"行贪腐之实,却要给自己披上廉洁的伪装,具有信仰与现实要求分离、实有道德与从政道德悖离、认知与践行分离的典型特征。而掩盖从政行为的失范、干部选任管理中"明规则"不张与"潜规则"盛行、组织的过于信任与监督的缺位、党组织和公众的知情权不足与官员隐私权过大是助推"两面人"形成的主要原因。为有效防治"两面人",必须持续不懈地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大党纪政纪国法的惩处力度。     

论《论语》的"恕"道

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内容的"恕"道原则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儒家立身行事的重要准则."想"道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将心比心的方式来践行"仁".孔子强调对"恕"道要"终身行之"."恕"道不仅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道德准则,对它的遵守应以"不违仁"为原则.     

转型时期大学生道德人格现状与教育引导——以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通过对民族地区大学生道德人格的调查显示,其道德人格呈现个人本位意识强、社会责任意识弱、道德意识主体化等四个方面的特征.在进一步深刻分析民族地区大学生人道德人格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文章对加强民族地区大学生道德人格教育和引导提出了建议.     

"经济人"范畴的历史反思

"经济人"范畴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本文试图通过反思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遭遇的种种批判,勾勒出它的历史脉络以及内在的缺陷抽象性和片面性.通过引入道德人和自由人两范畴,试图指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共生关系以及克服二者对立的方向.     

"行乞权"之争的法理误区--兼评"法无明文禁止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命题

乞讨行为从来都不是一种被社会道德或国家法律所倡导的行为."行乞权"既不是公民的生存权,也不是一项"穷人的道德权利"或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权利.在"行乞权"之争中,暴露出长期以来法理上,以及近些年来人们在人权理念上的种种误区.逻辑上和实践中,从法无明文禁止之处不能必然地推导出权利.人权不是一种排除义务的绝对权利,或可以凌驾于一切社会规范之上不含界限的一种特权.     

大部制改革:实现从"分管型"副职向"辅佐型"副职转变

我国大部制改革承袭了过去普遍存在和使用的"分管型"副职模式,外在直接表现出职数多、正副职相互制约、层级联系紧密等特点,内在包含的则是结构与功能失调后的种种缺陷,诸多不利因素将阻碍我国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行.西方发达国家大部门体制中普遍实行"辅佐型"副职模式,适应了大部门体制"宽职能、少机构"的特点,是副职模式选择上的本位回归,可资借鉴.在实践中,我国应从角色权限的规范、法律制度的设立、专家委员会功能的发挥等方面推进副职模式的转变,为大部制改革的成功实现创造条件.     

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及其融合趋向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而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两种文化价值取向在某些方面有互相融合的生长趋势。一是现代民主的发展取向———科举与选举的融合;二是现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取向———礼制和法制的融合;三是现代国家权力制衡结构的发展取向———五权分立制;四是科学研究方式上的革命———"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融合;五是协同性思维的产生———整体性思维与个体性思维的融合。     

"以人为本"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走向

“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全新的执政理念,其理论源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潮,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以这一理念的提出为标志,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并将进一步展现出新的走向,即从政府权力中心走向公民权利中心,从经济增长主导走向社会发展主导,从社会价值本位走向个体价值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