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全球化条件下西部大开发中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方治理作为当代多层治理结构中有机组成部分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地方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顺应地方治理发展的模式———强调以分权化为主导的地方权力和自主管理能力,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管理主体,发展管理导向社会化、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地方治理的实践,提高西部地方政府效能和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发展与繁荣。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目标、主体与方式: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析论

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既不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理论的机械搬用,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综合创新的结果。以此为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大量国家治理实践和思想。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的特色体现在:以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君为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主体,以因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这些虽然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可以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国家的治理目标。适应这一目标要求,新型城镇化要创新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中心向政府主导下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运动式向制度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构建这一模式,就要加快政府革新,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完善新型城镇化利益协调和监管机制,化解冲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     

政务微博对社会治理的作用研究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多方面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强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增强有效的政府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本文以江苏省政务微博为例,探究其应用于社会治理中的现状、问题、成因与对策,以促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政策网络治理视域下我国政府养老服务政策内容分析及优化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政府不断调整顶层制度设计,以期解决日趋复杂的养老问题。在制度设计中,养老服务政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政策领域呈现出"政策主体(治理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治理工具由单一走向复杂,治理结构由科层走向网络,治理机制由命令、管制走向信任与协商"的特征。然而,我国养老服务政策制定与实施仍存在"多元主体资源配置极度不平衡;利益诉求各自为政,缺乏信任机制;治理网络结构处于初建期,主体关系方向单一"等诸多不足。因此,政府在网络治理中,应承担起管理者角色;各利益相关方通过结盟,重新构建网络结构;建立开放的网络空间、形成深度参与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中西方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比较

如何科学地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鉴于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在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建构我们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该注意两个适用性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的治理概念适用性问题;二是在操作层面的评价指标适用性问题。中西方在重视公民参与、强调政府与公务员的责任、关注参与主体各方的利益诉求等方面,基本一致,具有共同之处。但是,在中西方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中,均忽视了对于参与主体各方治理能力的评价。因此,确定好参与治理主体之后,应该对其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确定及评估。将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规划能力、计划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与督导能力融入评价指标体系中。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自然灾害救治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之一的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作为危机事件的当然管理主体,地方政府是实现灾害救治重任的最直接的担当者.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自然灾害的频频爆发,对地方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应积极采取应对策略,变革政府治理方式,以更好地应对灾害.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简论

邓小平国家治理思想内涵丰富,重点回答了由谁治理和怎样治理两大基本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国家治理的主体向度上,他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调动地方、企业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国家治理的方式向度上,他强调不搞运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靠制度治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国家治理思想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党的领导是实施有效国家治理的根本保证;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作用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志;克服"运动式治理"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的前提;民主和法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内在机理探析——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转变,是现代政府执政理念更新的必然趋势,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施政目标的提出,则体现中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规律探索过程中的全新认识。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梳理,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有利于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系。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对政府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确定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流水线"模型(Pipeline Model),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困境与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