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家到国、家国共责:“老有所养”的中国治理进程——基于大型农村实地调查的认识和启示

"老有所养"是人类理想的生活图景,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老有所养"与国家的成长、国家职能的变化和国家意志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不同国家的治理道路。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体系下,"老有所养"的功能主要由家户承担,并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共担、分担、均担、共养机制,积累了丰富经验,构成了中国"老有所养"的厚实底色。当下中国,随着社会变迁,国家在"老有所养"的治理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完全包揽"老有所养"的所有职责。汲取传统经验,适应社会变化,以"家国共责"实现"老有所养"是更为有效的中国治理方案。     

数字平台何以驱动政府回应性治理？——基于Y市“一接就办”平台的案例研究

“平台”是数字政府的关键组成部分。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组织属性、技术效率两个视角展开分析,很少以微观行为视角探讨平台推动政府回应社会的深层机制,从而忽视了科层与平台互动共生的行为机制及其表现。基于科层与平台的互动逻辑构建了“流程式整合”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透析Y市“一接就办”平台实践经验,探究平台运作、科层组织行为与复杂社会治理的关联逻辑。研究发现,面对复杂社会诉求,平台通过工作流程的生产、运行、办结或重启的完整闭环“统合”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行为,驱动条块组织围绕诉求调整职责、展开协作,吸纳社会参与诉求反映和监督评价,由此调适政府组织间关系和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实现复杂社会的回应性治理。研究结论为分析科层与平台的互动共生提供了一个“流程式整合”理论模型,可为深化平台实践探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欧洲宪法危机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启示

欧洲宪法危机的爆发给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在反思宪法危机的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过去被欧盟的快速扩张所掩盖和忽视的矛盾和问题。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因其起步时间之早和发展历史之长以及发展程度之高,其一直作为一体化实践的范本,不仅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础,也为一体化实践的后来者提供了许多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而如今欧洲的一体化在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思考空间,尤其对刚刚开始的东亚一体化进程。     

农村基层组织“一肩挑”的制度优势与现实障碍

"一肩挑"具有强化党组织领导权威、促进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确保农村发展战略落实的制度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人才不足、能力不济、威望不高、监督不力、民意不达的实践运行难题。为此,需要从产业与人才同步引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制度运行机制以及提升任职能力等方面加强"一肩挑"制度建设。     

以双重革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分析

自秦以降,中国即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延续了漫长的岁月。不过,在“长期统一”的传统国家形态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却保持着“长期疏离”,地方社会封闭的“小统治者”实际上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秩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新国家对旧有社会结构进行社会革命,以政权的力量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包含改革社会结构、培育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建立长期稳定的执政根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现代国家的双重革命,源于党建立国家政权与推进社会变革发展的双重使命。这种通过双重革命进行的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超越：它既超越了传统国家的社会历史形态,也超越了西方理论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建构实践,具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建设的特点。     

资源整合:我国乡镇建制的调整逻辑

建制是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及其行政机构的空间安排,其实质内容是一种资源集装器,内含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体制资源,包括公共权力资源、公共服务资源和经济发展资源。新中国成立初期,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我国确立了乡镇分制的设置模式。国家在乡镇建制中进行资源的分离型配置,以分离配置促进国家资源分类集中,提高工商业和农业生产效率。改革开放后,乡镇合并趋势打破切块设镇、乡镇分设的格局,在乡镇建制中对公共权力、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资源进行一体化配置,乡镇建制逐步功能趋同化。乡镇建制调整的不同阶段,国家运用不同的资源逻辑,实现国家整合工农城乡关系的战略目标,构建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建制体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县域的功能定位及实践路径北大核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突破以县城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重分析县域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乡村振兴是运用国家力量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乡村振兴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切入,以“空间—功能”为分析框架,探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县域功能定位及实践路径。县域既是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层级,又是能够完整囊括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发展基础单元,同时还是最直接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资源配置单元。因此,县域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运用建制性权力和权威资源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落地的政策执行力,具有以县城为龙头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承载力,同时还具有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力等功能。探索县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需要坚持融合发展理念,推进以县域农业为主体的产业融合;坚持系统理念,优化配置以乡村为主体的城乡公共服务;坚持共享理念,推动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     

科层化和社会性：基层治理的结构性问题及破解思路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坚持为民造福这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的同时，也要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我国政府治理的目标追求，也指明了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要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治理目标，需要通过基层治理得以贯彻和实现。     

理解基层:治理属性与改革逻辑北大核心

“基层”是一个在实践中制度化程度较低从而常处于变动不居状态的治理层级。它随着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力量的变化而发生体制性变化,也常常在应对社会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出现大量非制度化的探索和创新。它既呈现出变化性的特点,也内含稳定性的特征。看似矛盾的双重特性由其实践内涵及体制本身的治理属性所决定。“基层治理”指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既共同贯彻国家目标,落实国家的公共政策,也共同制定和维护社会规范,满足社会意愿,实现社会目标。它具有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等多重属性。国家性指它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层级,自上而下地执行国家意志;社会性指国家意志的贯彻受到社会意愿的约束和社会内生规则的影响;中间性即基于服务国家目标和社会目标的需要,基层治理在二者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和一致性。国家性、社会性和中间性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认识依据,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党和政府服务体系纵向到底强化基层治理的国家性;二是以社会组织横向到边强化基层治理的社会性;三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机制构建解决基层治理的“中间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