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联合战线”——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写在中共“二大”召开80周年前夕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第一次提出“联合战线”,这是我党80余年统一战线史的肇始和发端。由“一大”时确定推翻资产阶级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的一次重大转变,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中共“三大”正式确立以“党内合作”方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二火”起到了奠基和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共苏区中央局历史功绩述评

1931年1月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是中共领导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最高组织机构，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有其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内，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主持召开“一苏大”和担负筹备“建国”的重任，成功指导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宁都起义，对中央苏区肃AB团错误进行了抵制与纠正，为遏制这一错误的党内肃反运动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彭湃与海陆丰苏维埃

彭湃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在他的家乡海陆丰领导农民开展了农民运动,成立了农会,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海陆丰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较早尝试。本文就彭湃在创立、建设和巩固海陆丰苏维埃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以及海陆丰苏维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作初步的探讨。     

川陕红军石刻：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独特形式和文化景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能够很快地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个重要因素是宣传工作紧紧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服务,以宣传工作推动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而＂刻石宣传＂是其重要的宣传手段。至今留存在原川陕革命根据地境内的大量红军石刻标语,内容丰富,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特色突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军队卓越奋斗的历史见证,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见证;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的独特的大规模的宣传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的形式,是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上的一大创新;是研究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权的可靠的珍贵文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石刻标语,革命的政治内容与书法艺术较完美地结合的特色,已经成为一种珍贵的文化景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     

共产国际试图影响孙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战略的努力与失败

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的民族革命同时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并制定了以“分配土地”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土地革命”的战略设想。共产国际以国民党改组为契机，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试图修改国民党党纲，造就一个“革命的雅各宾”国民党来实行土地革命，同时要求中共和苏俄的驻华代表推动孙中山和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战略。对此，孙中山国民党不赞成激进的“分配农民土地”的办法；中共对于用“没收土地”的激烈方法来组织农民参加革命准备不足；共产国际的“土地革命”战略设想也不尽符合中国实际。共产国际试图影响孙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战略的努力归于失败。     

论二大前后中共组织精神的两条底线

马林与中国同志围绕组织问题出现以下分歧：一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二是跨党问题，三是组织生活问题。中共二大在组织思想上出现较大调整，其核心精神是“以我为主”来引导中国革命，明显区别于马林之“以我为辅”来推动革命。中共二大决议与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有诸多原则性差异，这表明中共即使在作为共产国际支部初期。也力求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性，没有放弃对革命形势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独立判断立场；在中央高层的意识中仍然是一个中国党。     

毛泽东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革命友谊

毛泽东和邓恩铭烈士这两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只是在中共“一大”、“二大”召开时的上海（毛和邓都不是中共“二大”代表，但“二大”召开时两人都在上海并见过面）、“五大”上见过仅有的三次面，但却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究其原因是他们有着共同的革命信念、革命志向、阶级出身；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在共同革命理想下的促膝长谈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中共“二大”召开时的上海见面和中共“五大”时在共同革命信仰下的工作心得交流使得革命友谊进一步增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和邓思铭之间的革命友谊堪称光辉典范，为今天我们党员之间如何建立革命同志间的友谊树立了正确榜样。     

论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

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是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系统地论述了民族和殖民地国家革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建立苏维埃政权所具备的基础和条件、苏维埃政权的形式及性质、实现苏维埃的途径等主要观点。这些思想的提出推动了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了民族和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它过分强调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步性和苏维埃政权的普适性，因此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革命话语构建

再造“革命话语”本身也是一种革命。中共创建时期,早期革命群体在接触了新式革命话语后,尤其是看到了“俄式革命”话语带来的社会冲击力和影响力后,开始走出传统革命话语的表达模式,转而用一种新型话语结构来传递革命讯息、表达革命诉求和构建革命意识。中共早期革命话语的构建,以解释革命、争夺革命话语权为起点;通过重释“反帝”等概念再造革命主题;通过引入“觉醒”“暴力革命”“组织化”等带有鲜明阶级属性的话语,来实现底层社会的群体动员和价值共情;通过强调“主义”等概念来明确组织属性和革命导向。中共创建时期关于革命话语的自我构建,不仅为其初创阶段的政治革命开辟了话语空间,也为日后大规模构建政党文化奠定了话语基础。     

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考察毛泽东的国情观与革命论的一个视角

"冲击-反应"论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观点。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中国观的影响,其观点与"冲击-反应"论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使他的革命论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论纲

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党内法规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概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理、法理与实践逻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体现。在建党一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新范畴,理直气壮地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之"法"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研究对象。这是法学领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培养新时代法治人才后备力量的必然要求。中国法学界应深刻把握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的变革性意义,积极将党内法规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积极推动党内法规学理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大发展。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始于井冈山。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开始经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但这个“结合”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中国化“开篇”的界定应有两个尺度、“化”出两大成果：一是实践成果——开创出一条中国革命新道路，二是理论成果——创造出一个中国革命新理论。“开篇”的核心和主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井冈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发祥地。井冈山时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奠基石。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祖。     

试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创建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中，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具有代表性，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共中央的历练并走向成熟、对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对党学会治国安民艺术和战争艺术、对保存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对形成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均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对于弘扬革命传统、缅怀革命先烈，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略述宁都苏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宁都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县份之一,它曾经是赣南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是三次反"围剿"的红军主力集结地和主战场之一和中央苏区江西省的大本营,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试论中共七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中共七大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的意义和影响已远远超过这次会议本身。中共七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辛探索的新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里程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分水岭。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历程——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提出,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化总结,又是新的探索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的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从＂以苏为鉴＂背景下的商品生产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到完善宏观调控与民生转向这一认识全过程的总结,包括基础、主体、工具及目标等四个基本点。     

抵御执政风险——以“共建共享”为核心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逐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更加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新里程碑。＂共建共享＂思想顺应了新时代执政规律的需要,顺应了新时期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略论中共“七·一三”宣言的重要意义

中共＂七·一三＂宣言发表于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1927年7月13日。＂七·一三＂宣言的发表,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开始,将中国革命推向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标志着陈独秀右倾错误政策的终结,宣告了革命力量在土地革命旗帜下的重新集结。     

走向“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中国道路与中国价值的出场意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倡导"文化自觉"的划时代意义,不仅在于宣告我们需要创造与"中国道路"相应的"中国价值",而且在于宣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中国特色"时代的来临。"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不仅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化创新成果,更具有溢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普遍意义。立足"矛盾特殊性"和"中国语境"是"中国特色"时代中国化辩证法的理论旨趣;着重"矛盾普遍性"和"世界眼光"是"后中国特色"时代中国化辩证法的必然旨归。以"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自立于世界发展之林、文化之林,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更是世界期待中国贡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