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道德管理视角的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防范研究简

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发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行为主体“经济人”和“社会人”双重身份引发的市场利益和伦理道德的心理搏弈,是“经济人”身份投机冲动膨胀而“社会人”身份道德约束弱化的结果.道德问题要通过道德的手段来化解,道德管理是防范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有效的“防火墙”,商业银行可以在调整银行业价值体系、改造激励和评价体系以及强化职业道德自律等方面展开实践.     

领导干部既要当“好官”又要做“好人”

领导干部道德既有作为"好官"的职业道德维度,又有作为"好人"的个人道德维度。领导干部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特征,特别是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赋予领导干部职业道德之外鲜明的个人道德特征。领导干部存在职业性"经济人"与角色性"社会人"之间的价值冲突,组织结构中职位规则与社会角色要求之间的价值冲突。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必须立足于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统一,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提升个人道德自觉,强化对领导干部道德的社会评价和监督。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导向的人性塑造

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和谐的发展又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人为本,促进人性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性状态,应该是基于利己利他双重人性、具有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奉行互利主义行为准则的"道德经济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培育和塑造"道德经济人",要弘扬互利主义精神,塑造"互利性"人格;加强社会规则建设,培育道德理性;彰显和促进社会主体的道德自律.     

政府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体

人既有物质方面的需要,又有非物质方面的需要;既有经济人的特性;又有道德人的特性;人具有经济人和道德人 的双重属性。政府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体;不同社会性质的政府人有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政府人有力地促进了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有力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体繁荣。     

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

<正>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     

论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公务员范式

国家建立以来,人们对公务人员的人性预设经历了"道德人"、"经济人"、"公共人"几个阶段.作为超越"道德人"和"经济人"的公务人员的人性预设,要既能发挥对公务人员积极的激励作用,又能起到约束作用,使激励和约束相得益彰,因而"公共人"并不是对公务人员人性的真实揭示.正义一方面和道德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及政府组织的正当性相关,因而对公务人员的正义要求恰好既能发挥激励作用,又能发挥约束作用.可见,公务人员的基本角色应该是"正义人".     

"经济人"范畴的历史反思

"经济人"范畴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本文试图通过反思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遭遇的种种批判,勾勒出它的历史脉络以及内在的缺陷抽象性和片面性.通过引入道德人和自由人两范畴,试图指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共生关系以及克服二者对立的方向.     

利己不损人——“经济人”的道德底线

经济人的谋利行为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动力之一,但经济人的谋利行为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前提。损人利己和舍己为人只是道德层次关系中的两极,分析的道德层次关系有七层:损人损己、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利己不损人,利己利人、利人不利己、舍己为人。其中利己不损人是经济人应遵守的道德底线。     

企业“道德人”形象初探

企业“道德人”形象初探赵强社一、树立企业“道德人”形象的必要性学术界认为：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应是“经济人”和“道德人”二者的统一。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首先是一个“经济人”；同时企业作为“法人“也应象自然...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经营的义利价值观

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若将盈利作为从事一切经营活动的最高价值理念,作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唯一价值评价指标,能获得的只是眼前的、暂时的利润。从长远角度,企业竞争会演变成"人对人是狼"的状态,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价值理念只会导致企业的经营失败,甚至扰乱整个市场的经济秩序。以利为最高价值理念的企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单纯的"经济人"角色,而无法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提倡的"道德人"形象。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经营,讲究企业获利与企业道德并行,义利统一,见利思义,利以义取,要充分发挥义在企业经营中的作用。     

服务型政府中的人性假设：公共人

统治型治理模式必然要求官吏以"道德人"面目出现.管理型治理模式构建基础是把行政人员当作"经济人".服务型治理模式内在要求行政人员是"公共人".从历史角度对行政人员人性假设作出分析,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政府中的行政人员.     

简评公务员道德建设的人性假设

公务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准在全社会起着示范作用。基于人性假设基础上的公务员道德建设理论,提出道德人、经济人和公共人的理论对公务员的道德建设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其根本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论道德稀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道德作为一种资源是稀缺的。这种道德稀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滑坡和蹂躏道德 ,其根源在于理性经济人的人性缺失和德行成本的利益权衡。为保障社会道德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 ,必须加强德育和道德制度建设。     

以生态文明制度化解“公地的悲剧”困境——基于“双重经济人”的视角

美国学者哈丁提出的"公地的悲剧"模型建立在完全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认为人具有行为绝对理性,人们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将会导致公共资源面临悲剧的境地,基于此种假设,哈丁提出明确产权来解决"公地的悲剧"困境。事实上,将人视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片面的,人具有自利的一面,但还具有利他的一面,因此,可以将人视为"双重经济人"。对于具有双面性的"双重经济人",除了通过硬制度进行强化规范,还可以通过教化等软制度进行引导塑造,使得人在利己的同时,多一些利他行为。为此,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建立生态文明制度,除了产权制度等硬制度的建设,还应包含道德文化等软制度的建设。惟有这两方面同步并举,才能化解"公地的悲剧"困境,真正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效。     

道德价值共识: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的内在要求

形成和夯实道德价值共识,是预防和治理道德风险的内在要求。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价值共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价值信仰的缺失、价值理想的失落、价值标准的模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价值共识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内容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于现实的交往实践中,并与人的需要紧密相关。道德价值共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在实践中的推进需要以利益共享打造道德价值共识的物质前提,以民主法治构建道德价值共识的协商平台,以先进文化增进道德价值共识的社会认同,以社会公正凝聚道德价值共识的内核,以个体德性夯实道德价值共识的基础。     

亚当·斯密“正义和仁慈”观及其当代价值

亚当·斯密认为"正义"具有强制性,一般通过法律、规则等来维护"正义",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给别人造成伤害,应受到惩罚。"正义"是法律的基本标准,然"‘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不是任意的",而"仁慈"具有自愿性。亚当·斯密的"正义和仁慈"观告诉我们:"正义"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并且"正义"是遏制"恶"的手段。"仁慈"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而可以说"仁慈"会把社会导向"善"。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当今时代,也存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性"与"道德人"的"利他性"之间的矛盾,重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分析亚当·斯密的"正义和慈善"观,将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从"经济人"走向"生态理性经济人"

"经济人"的自利本性是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原始推动力,但如果不对其加以规限、弥补,也会成为破坏生态的重要原因.这是由于"经济人"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导致了对生态利益的忽视,而且他的自利本性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应当摒弃传统"经济人",走向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兼备的、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生态理性经济人".     

人权的人性解析

人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人权与人性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从人性入手,才能深得人权的要义。人不仅仅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或“文化人”,人是追求各种价值的“经济人”。从“价值人”理论的视野里,人权的实质是人对各种价值的追求权;人权确保的不是某种具体的权利,而是权利的全面性;人权全面性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积极地促进人权从片面人权向全面人权的转变。     

对“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新解读——一种欧洲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复兴"并非一个笼统意义上的复兴,也并非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是马克思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主旨的复兴。伴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意识形态的市场信念与实践遭遇了破产,因此,必须重启对市场规律与私有制的"社会驯化",促进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变革。一方面,将必要的计划与经济民主相结合;另一方面,通过保障社会利益优先地位的政治结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约束,以此来替代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并克服人与人之间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强烈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规范,马克思心目中的、真正符合人道尊严的"个人"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之间存在根本差异。     

从亚当·斯密假设谈制度反腐

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短缺.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公职人员都是"经济人",而我们在反腐败实践中对他们思想觉悟期待过于理想化,按"道德人"设计相关制度,因而缺乏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在制度的设计上要转变观念;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严密的、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思想建设和道德自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