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颖达对《诗经》“六义”问题的贡献

"六义"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但是对于"六义"与"六诗"的关系,以及"六义"中风雅颂与赋比兴的关系等问题,自汉代以来一直悬而不解。初唐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编撰《毛诗正义》,他广泛吸收了唐前的文学理论,以哲学思辨为方法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体三用"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关"六义"的系列悬疑,"体用"说强调"六义"的经学意义,表现了服务现实的政治性,而且为其后《诗经》"六义"问题的研究起了导向的作用。     

政治语境变化中的“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研究——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研究的评析

"马克思与正义"问题是当代正义理论中的重要论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研究的基础命题。自"伍德-塔克"命题之争进入中国学界视野以来,"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研究不断丰富。为了对近年来"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梳理与评价,有必要从政治话语分析的视角将该论题的政治语境、文献状况、特征解释、问题呈现与发展趋势等要素置于一种相对客观的分析理路中。在这里,政治语境变化是分析"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研究的前提与基础,主题比较中的概念性与学科差异中的归属性是分析的基本框架,而在文献自身显示的趋势批判中则可以发现"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研究应该增强语境作用、强化主题维度以及侧重实践价值,从而凸显"政治性语篇"、"经济正义"与"社会制度的可接受性"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研究中的结构性要素地位。     

"三个代表"是研究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视角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是研究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视角与基本思想.在上世纪里,中国政治舞台上曾涌现了数百个政党,世界上通行的政党制度大多在中国存在过.但中国共产党最终崛起,并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三个代表"的基本属性.因此,"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是研究我国政策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与基本视角.是解决21世纪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思想武器.     

“义”概念的转变与复归

"义"概念在中国历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汉代、两宋时期分别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义"概念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义"在被人们理解和践行的过程中被扭曲,到了清代有了第一次对"义"概念的反思和调整。而近代社会思潮激荡,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碰撞,"义"概念的重新定位及复归问题到了现代被大家所关注和热议。对"义"概念深入研究可以更好为当下服务,让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践行"义"。     

为何有些年轻人不要“服贸”?

<正>自3月18日,"太阳花学运"风起云涌,至4月10日学生们撤离议场,学运落幕。此次学运中学生们提出"反服贸"诉求,就经济性而言,"服贸"明明是一个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利的协议,为何部分年轻人不领情?其背后的世代不正义及分配问题,值得深入思考。2011年英国经济学家戴安·科伊尔在其著作《被卖掉的未来:拼经济,不该拼掉下一代的未来》中谈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经济增长要有感,需要落实在民众薪资上。持续强调错误、失真、     

程序正义理念的重构与建立和谐社会

程序正义是建立法治社会、进行法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重要理念,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试从“程序正义”理念蕴涵着“和谐社会”的精神指向及“程序正义”理念的重构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二个层次论证“程序正义”理念的重构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论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马克思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正义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基础;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归宿。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具有以人为本、整体性和批判性等基本特征,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于分配正义,马克思怎么看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与继承,融合了哲学中的自由与正义理念,蕴涵着马克思对分配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对资本主义分配非正义的批判。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是现阶段主要的分配原则,应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壮大物质基础,从而将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分配正义。     

准确把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特色”

<正>当前,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义。探索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具有国家特色的实践模式,是世界上一流大学建设的共同经验。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     

台湾转型正义问题初探

最近在台湾政坛和学术界,"转型正义"是一个热门词汇.作为一个新兴并不断扩展的领域,转型正义在实践中面临渚多困境.不同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不同,对转型正义问题的处理也各有特点.本文从探讨转型正义的概念及实践入手,介绍了李登辉时期台湾当局对转型正义问题的处理情况,并分析了陈水扁当局如今热衷于转型正义议题的原因、特点和影响.     

韩非“德则无德”之“德”论

韩非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人们历来重视他法、术、势的一面,对其"德则无德"的形上道德问题较少关注。在韩非那里,"道"不仅是万物的始源,还是判断是非的纲纪,而"道"成就万物的过程即是一种"德";就万物而言,依循"道"成就自身,是一种获得,这样,"道"、"德"、"得"便相通起来。具体而言,"德"是"道"润滑万物的一种外显形式,并体现在韩非"义"、"礼"、"法"的德论思想中,正确认识韩非的这一思想,无疑对我们认识法家思想有着积极的意义。     

生产正义还是分配正义?——马克思与罗尔斯正义理论比较研究

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反思基础上,基于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困境的关注,罗尔斯和马克思都建设性的给出了自己有关正义的理论构想。但是在对正义实现的具体诉求上,二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罗尔斯从"无知之幕"的设定引发出自己的正义理论,试图通过后天再分配来保证平等;而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关注正义问题,认为要实现正义,就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就是要"解构"资产阶级各种关于正义的普世永恒的学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正义范式,即生产正义。     

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

自古以来,关于什么是正义,"一个人有一个人理解"[1],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曾直接阐述过什么是正义,但曾在著作中批判过资产阶级关于正义的理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寻求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但是存在两种误解。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实现实质正义,可见,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以人为本"的正义观。     

法治博览

<正>以良法标准指导立法陶红武在《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期上撰文《论以良法标准指导我国的立法》认为,"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良法治国"。而所谓的良法应该是以人权为基本内容,以公平和正义为最高价值,以促进人的全面     

治理体系下分配正义的问题与策略——以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分配正义之争为切入点

追求正义是人类生活的主题,当代政治哲学家不断为解决正义问题提供理论思路。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表达了对平等的关注。诺齐克从"持有正义"出发,论证个人权利是公正的底线。两位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公平平等论还是权利平等论。基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社会应得理论视角,为缓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不平等的分配正义问题提供理论思路,通过系统的制度创新来实现限制"权力"和解放"权利"相匹配,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协调机制,从而解决我国分配正义问题。     

民事执行程序中送达的实践困境及解决思路

由于没有一部单独且系统的法律,我国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送达一直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送达作为程序正义的重要体现,贯穿于法院执行工作的始终。但是,由于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有效制裁措施不明确和执行机制运行不顺畅,"送达难"问题普遍存在。深入剖析司法实践中"送达难"的成因,从立法、制度、社会管理等层面解决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送达难"问题。     

正义——和谐社会价值纲领

人类社会众多价值诉求中,高频率、强聚焦的诉求首推正义。道之所在,义之所在;理之所在,义之所在。正义附丽在真善美之中,站在假恶丑对立面,积极干预社会生活。除了一些无关痛痒,无伤大雅的事情,整个社会都在正义观照之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能够逃避正义的裁决。被正义激励的情感是正义感。这是一种壮怀激烈的情绪,足以使人格从感情到理智得到整体升华。特别在正义感冲动的时候,往往驱使人舍生忘死,慷慨赴义,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     

"以德治国"与社会正义问题

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实质是"社会正义"亟待生成和确立的问题.正义是道德的基础,没有正义基础就难以重建道德.所以,当今中国"以德治国"的关键就是确立社会正义原则,并以此建构社会基本结构.     

作为秩序的正义

在政治哲学史上,对正义本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自由、平等、公平、安全、效率、美德、交往权利、与生产方式的适应等方面,但鲜有专门从秩序的角度梳理和规范正义的实质。本文从神话朴素秩序正义观、宇宙论秩序正义观、理性秩序正义观、法定秩序正义观、神义秩序正义观等角度对秩序正义做了梳理,并认为秩序是自正义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基本价值,或者说,保证社会的秩序是正义的底线价值。     

“一带一路”是得道多助的全球治理良方

正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在其所作的题为《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围绕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个方面进行了简短而深刻的阐释。"四大赤字"的提出,堪称是我国对当今世界根本问题认识的新界碑,也是对邓小平关于两大世界根本问题重要论述的继承和发展: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