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准确界定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对正确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为“从事公务” ,应从此入手准确把握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三种准国家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具有国家机关的性质 ,对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适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人员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只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视为准国家工作人员。     

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妨害公务罪的本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但其犯罪对象并非妨害公务的行为,而是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妨害公务犯罪对象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该罪的犯罪对象应该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以及保障上述人员执行公务的物品,并且应以宪法规定为依据,充分考虑我国特殊国情,坚持司法统一原则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主体与主观方面疑难问题研析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其中并不排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 ,但对这种情况应具体分析 ,不能一律按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处理。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且只能是直接故意     

试论刑法关于受委派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区别

我国《刑法》对“受委派”从事公务和“受委托”从事公务作了详尽、明确的规定，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真正领会、理解刑法对这两种情况的规定，掌握、明确他们之间的不同特征，对运用《刑法》惩治日益严重的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何理…     

刑法中“国家机关”外延之实然与应然

我国刑法中"国家机关"的外延判别会影响到刑罚的执行、定罪与量刑,涉及对40个罪名的理解。由于刑法没有明确界定,导致了广义、狭义及折中的争议,所争议的焦点是国家机关是否包括中国共产党(除党的基层组织以外)各级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以及八大民主党派机关、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企业、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工商联组织。从法的实然角度研判,所争议的机关不应认定为国家机关;从法的应然角度研判,某一机关是否属于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它是否具备国家机关的本质属性,前两项(中共和政协)应纳入国家机关范围,其它则不应纳入。     

论渎职犯罪主体中的几个问题

现行刑法分则第九章及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渎职罪,共有23个条文34个罪名。其中,现行刑法典吸收了1979年刑法和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有关渎职罪的部分规定,但缩小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仅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是否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涉着渎职犯罪的定罪问题,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含义,只是在《刑法》第93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就渎职罪的犯罪主体的几个问题予以论及。     

国家机关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是单位犯罪主体之一是欠妥和不科学的:一、民众不会要求将所有机关都列为单位犯罪主体;二、将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对机关职责、特征的误解;三、机关的性质决定其不会犯罪;四、机关不具备可罚性,处罚机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五、将机关列为犯罪主体有多种弊端。应该尽快对刑法第三十条进行修订,明确单位犯罪主体不包括国家机关,并应确立国家机关不被侵犯的原则。     

再谈刑法适用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界定

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以及现实背景，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应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时，应把握其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     

浅析我国刑法中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的界定

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是我国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类新型犯罪,司法实践中,该类犯罪的界定问题亟待进一步论证和探讨。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的界定,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与集团性犯罪的界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界限,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的一罪与数罪的界限等方面对刑法中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界定等问题进行阐析,是十分必要的。     

非犯罪化若干问题研究

非犯罪化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之一。而欲借鉴非犯罪化,就必须清楚非犯罪化产生的社会背景、价值追求、刑法理论的根基及对非犯罪化的合理界定。本文拟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界定,以期推动在中国法治环境下的非犯罪化。     

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难点及立法思考

近来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对社会治安威胁严重 ,在司法实践中依法准确处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面临着诸多难点。现有的法律规定对此类犯罪的认定标准偏高 ,法定刑偏低 ,不利于严打整治的有效开展。文章针对财产刑 ,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黑的处治、单位涉黑犯罪等问题 ,难题提出了一些探讨性意见 ,以期促进我国刑法更加合理与完善。     

渎职罪主体解析

现行刑法将渎职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并未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类主体的认定出现诸多争议,理论界也是观点不一。笔者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指的是具有法定身份、经合法授权或受国家机关委托,并代表国家机关通过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等国家权力而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

具体适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实务部门对法条关系、溯及力、关系密切人认定、定罪量刑标准等有较多疑难问题,有必要明确相关问题的刑法适用规则。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罪质特征表现为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情妇（夫）及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密切关系的人员等利用个人影响力推动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具有倾向性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以此为对价换取个人利益。     

私分国有资产罪司法实务若干问题研析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1997年刑法修改颁布以后设立的新类型犯罪,司法实践中对其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产生了一些理论和司法适用上的问题。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犯罪对象必须是国有资产,非国有资产包括集体资产和个人资产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罪与非罪的界定,要看私分单位对所分资金是否具有可支配性及发放手段是否具有一定的非法性。     

单位犯罪主体认定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法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但是，由于受传刑法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刑法理论界对单位犯罪的认识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其一，单位犯罪主体的罪过形式的争议；其二，将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殊有不当；其三，单位犯罪主体的存在形式将发生变化时如何把握？文章围绕这几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复合罪过形式”概念质疑——以对滥用职权罪为视角

刑法总则明文将罪过形式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根据总则指导分则的原理,从解释论出发,不能得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轻信过失的所谓“复合罪过”的结论。该观点混淆了生活事实与刑法规范的关系,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现行刑法规定之下,宜认为滥用职权罪的法益是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合法性、客观公正性的信赖。而“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只是为了控制处罚范围设置的客观超过要素,对之,不要求行为人有认识(但要有认识的可能性)。     

试论单位犯罪的主客观要件问题——借鉴英国刑法中法人过失杀人罪的判例

界定单位犯罪行为的标准,除了考虑由法定代表人或决策机构人员集体决定,体现单位意志或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为单位谋取利益等特征外,还应考虑由于单位自身的缺陷等因素,其他普通工作人员过失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的情形.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不仅可由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且过失可分为非获利性过失和获利性过失,特定的过失和非特定的过失两类.对此,应在刑法总则中有所规定.另外,应在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增设单位过失犯罪的条款.     

论单位犯罪中的特殊主体

犯罪主体可以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单位犯罪亦不例外。刑法分则中某些单位犯罪之单位主体，除了需要具备单位的一般主体要件以外，尚需具备某种特定的刑法身份。这些特定身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特定的所有制为内容的特定身份、以从事特定行业为内容的特定身份、以进行特定法律行为为内容的特定身份和以负有特定法律义务为内容的特定身份。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村党支部人员、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的下设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立法解释》所规定7种行政管理工作的，应当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标准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为标准，行为人无论具有什么身份，只要其依法从事公务，就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立法解释》规定的7种国家事务，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挪用公共财产的，应当认定为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从事《立法解释》规定的7种国家事务之外的事务包括村自治事务活动和经营管理活动，利用职务之使侵吞、挪用本单位的集体收益资金的，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对同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不同管理事务的行为定性时，应当遵循刑法的谦抑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不应作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