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

我国面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大量地向城市集中,需要统筹城市建设和管理,推进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变。这种转变需要实现经济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传统的"政府包揽一切"向党委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力量、基层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和公民参与转变;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法治、道德、网格化、信息化等精细化管理转变,从而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适应城市发展。     

构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讨

按照党的十七大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的要求，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突破口，通过改革政府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民社会、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探索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的“贵阳经验”值得借鉴

正近年来,城市街道办事处管理改革是基层管理体制的大势所趋。贵阳市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和全国进行典型培育的城市之一,通过弱化街道办事处行政性质,建立"大社区",强化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实现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从源头上夯实社会管理根基,形成了"建设新型社区·营造温馨家园"的贵阳经验,值得我们在完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方面学习借鉴。     

城市社区建设:发展态势与转变方向

在社区研究领域中,以国家和社会为中心,以统和主义为分析范式,难以解读社区建设的现实与理想张力,也难以回答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与作为权力系统的国家在同一分析框架下的张力。在目前"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应逐渐由国家主导政府行动向以国家主导社会行动阶段转变,由行政化单向推动向以行政化与社会化双向推动方向转变,而实现这一转变既需要推进政府社会职能的协作化改革进程,克服政府部门功能分散的弊端,重建政府在城市基层社区的权威,也需要加强社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引导。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内蒙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分析与思考?

内蒙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政府、社会和公众合作共治理念尚未形成、基层治理体制尚待完善、基层治理资源难以有效整合、社区建设缺乏制度化等问题。努力将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提高政府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能力有机结合,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应对上述问题的可为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五个着力点

<正>社区是政权建设的根基、社会管理的基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依托。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为做好新形势下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为夯实党在城市的执政根基,鸡西市麻山区通过强化五项措施,在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构建路径研究 ——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深刻认识和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内部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与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构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存在着多重耦合性,具体体现在两者的价值一致性与结构同质性上。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的挑战有: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的"错位""越位"导致党建资源与治理资源尚未实现有效整合;社区治理结构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尚未同步;社区个体原子化现象凸显与社区价值引领能力不足。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需以整体性视野和结构化思维构建平行合作网络体系与垂直权威体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凝练社区价值,培塑社区公共精神,传播社区文化,加强思想引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与引领力,以此推进标准化社区建设,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社区治理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居民参与问题研究 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目前,乌鲁木齐城市社区治理仍以政府主导,存在社区居民参与意识较差,缺乏参与的动力,参与结构不合理,参与方式被动,参与范围有限,参与渠道、制度、载体缺乏,参与效能总体偏低等问题。创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尤其是复杂重点社区治理,需要政府、居委会、居民自身等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要在转变社区管理体制与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结构,营造居民参与的外部环境,培养居民社区意识,增强居民参与能力,拓宽居民参与渠道、健全居民参与制度、拓展居民参与的空间,引导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参与,加强对社区流动人口的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以评价机制促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社区是基础,法制是关键。城市基层管理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也就实了。近年来,北京市在城市管理体制上     

新疆哈密市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热点领域,是我国近年来社区建设的着力点,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区治理"战略部署,着力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新疆哈密市在创新和加强城市社区治理工作中,积极探索建立在政府和社区互动基础上的社区共同治理模式,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治理模式,为推进哈密城市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哈密市区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 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     

敢为天下先的制度变迁之路——江汉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

今年初,武汉市江汉区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全国社区建设实施区“,区委、区政府对于获得全国为数不多、湖北省唯一的全国性社区改革“特许权“,视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加大社区社会服务力度。在全区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服务网络,形成了江汉模式。从战略高度,探索和选择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是江汉模式的最大特色。江汉模式就是江汉区社区建设要实现的目标模式,即要构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网络(江汉模式可简称为“社区治理网络型“)。具体说,就是要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制度变迁,在每一个社区范围内,建立一种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互补的社区治理模式。从性质上看,它既不同于过去那种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典型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区自治模式(典型的社区自治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融合型模式)。     

论社区自治进程中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思路

加强新形势下的城市基层组织建设,首先要完善城市基层组织的治理结构,摒弃社区传统的议行合一组织体系,改革街道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其次要理顺城市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使社区和政府重新走到一起,实现社区与政府两种组织、两种资源、两种方式在城市基层社会的合作共治。再次要从人员素质、财政预算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健全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保障机制。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优势

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居民生活所依托的共同体。基层党建创造性地运用富有弹性和粘合力的政党运行机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党建引领机制是中国城市治理转型最重要的保障和推动机制,也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优势。党建引领机制发挥作用需要党组织适应环境发展变化,完成从组织覆盖到功能覆盖的转变,并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党建引领机制的运行是通过"条块关系"协调、区域化党建、治理技术更新等方式实现,其实质是将城市社区各治理主体有效组织起来并整合资源的过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管理既要有现实的组织和资源的支撑,同时也要有观念和规范的保证,借助各种文化手段将自身价值诉求转变为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从而完成价值重塑的目标。     

“结构-能力”范式: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框架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结构功能主义、治理与善治两种视角,而政党和社会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的逻辑。基层社会存在着政党、政府与社会三重力量,基于整合这三种力量的思考,建构“结构-能力”的包容性耦合框架,契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包容性耦合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主体纵横结构的包容性耦合,并同步实现政党执政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聚合提升。     

融入社会才能凝聚社会--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协作问题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联系是社区党的建设乃至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以"强政党、强社会"为目标模式构筑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既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代表性功能与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功能,又要促进社区各类组织的发育与分化,形成分层分类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有形组织载体,与社区级组织网络建立直接而稳定的功能化联系,依靠党员个人影响,与邻里级组织网络建立间接性松散型个别化联系,使社区各类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凝聚群众的中介力量,实现党组织在融入群众中领导群众,在融入社会中整合社会.     

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路径——基于J市D街的实地调研

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来看,城中村改造是在政府主导下从失序走向有序的空间再造过程。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决定着急剧转型中多维社区空间的秩序建构。基于J市D街城中村改造的实地研究发现,政策执行、制度规制与文化引领构成基层政府空间治理的实践维度与行动逻辑。城郊街道以调适性政策执行对村庄利益空间进行政策引导;在博弈与合作中对村庄权力空间加以规制;通过运用"地方性知识"以及促进村庄集体认同与规范,重建生活空间变迁中的文化秩序。为了实现城乡空间有序衔接、有机融合的空间治理目标,应着力提升城市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强化城郊街道党工委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动员能力;提升城郊街道统筹协调城乡发展的政策执行能力以及促进城乡融合与参与的文化引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