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直管社区”探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社区管理服务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关系到亿万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而社区管理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关键在于健全有效的社区管理体制。在我国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目前,城市社区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但在现实中,城市社区居委会的运行却面临着诸多困境。     

基层民主与社区自治的创新与实践——以W市S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为例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加强社区自治是扩大基层民主的重要举措。为加强社区建设,彰显社区作为城市治理基础平台的作用,W市S区在重构基层自治组织、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推进公众参与:创新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社区是城市社会最基本的单元,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积极有效地参与社区治理,事关基层社区和谐发展,事关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本文以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推进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沈阳市着力构建“四个机制”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正>社区工作者是社区管理的主要组织者、社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社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是加强基层基础、推进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沈阳市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专业化发展、规范化管理、制度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作为主线,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为抓手,     

治理单位的重构与社区改革

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转变，清楚地勾勒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历程与走向，也表明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单位的重构历程。在推进以社区作为基本治理单位的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和治理新模式，从中也可以看出社区改革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些趋势与问题。     

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城市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完善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的关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多元治理主体相互配合共同战"疫",形成了许多成功的治理经验,但是也暴露了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建立有效互动机制、完善队伍保障机制、完善应急机制和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机制是破解后疫情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选择。     

对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和人居的基本平台，城市社区的建设、发展和稳定，无疑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社区党组织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社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居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在社区治理中如何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增强党在城市中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成为近年来党的建设中一个非常迫切解决的现实课题。今年4月召开的贵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提出，“大力加强以农村、社区、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加强社区党建工作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一、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和人居的基本平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建设和管理难度增大，社区建设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一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赶超型协同:走向整合的社区治理——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例

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挂牌成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助推减负改革,与之同时推行的是基层治理单元中两委领导“一肩挑”政策。既然行政化对参与自主性及助人专业性的侵蚀是基层负担的症结所在,为何又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在复杂环境下欲实现协同增效的政社跨部门组织,理论上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帮助社区实现减负,但其形成却是政社组织在未经分离状态下的整合,是一种在动员体制下由国家建构的赶超型协同。调研发现,赶超模式下的社区治理呈现出“以政补社”与行政制约的特点,居委会成员面临角色被动扩展、身份层层叠加的困境,社会工作陷入了专业缺位与财政限制的消极循环。基于此,社会工作专业秩序的建立与合理调节跨部门组织中不同制度逻辑的紧张关系成为了亟待探索的议题。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应然要义与实践路径——以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为例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社区治理有效运转的必要方式。探索和完善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新时代推进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及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逻辑的相互耦合。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正面临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有待完善的组织性困境,社区治理多元力量参与有待挖掘的主体性困境,以及社区治理思路和方式有待创新的资源性困境。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应以组织增能、多元参与、资源整合为核心,实现党建工作对社区治理实践的创新引领。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解决——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挑战,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提出了社区达成有效治理的两大基本假设,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论证了这两大假设对社区有效治理的关键作用.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社区的有效治理建立在导向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和社区内部的利益关联上.良好的制度设计不仅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实现治理的关键变量,也是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以社会组织撬动社区自治活力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行动取向。北京市通州区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州区社区社会组织从治理结构上具有内生性、自洽性和联结性的特征，从治理功能上表现出精准服务、社区整合、价值倡导和沟通政社的优势。社区社会组织基于对居民日常生活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的适恰结合促成了嵌入式治理，为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     

提升社区党组织政治功能 筑牢应急防控坚强堡垒

城市社区作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功能单元,是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社区治理日益复杂,特别是面对新冠疫情,发挥基层党建的引领作用,必须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厘清面临的发展瓶颈和难题,不断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以社区党建创新为引领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社区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不仅是构成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基础,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因此,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应该从创新社区治理入手。创新社区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     

智慧城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基于杭州上城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会治理普遍面临小政府大社会,部门工作分割、基层负担过重三大困境,制约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将智慧城市运用于社会治理创新是面向这些难题的技术创新破解。杭州市上城区是智慧城市先行者,其以“创网建台布点”为主要方案,目前已初步构筑了一套集感知层（感知终端）、物理层（四网）、应用层（六平台）为基本构架的智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系统,为基层社会治理困境提供了一套技术解决方案。基于智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对我们理解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但随着智慧城市创设的政策扩散,及三网融合进程的加剧,其下一步发展也可能会遇到区际间网络对接,三网整合的挑战。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现代化治理下社区法治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社区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最主要表现形式,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社区规模日趋扩张的形势下,尽管依法治理已成为各方面的广泛共识,但实践中仍存制约社区法治化发展的诸多障碍,亟待从理论逻辑与现实选择为切入,理顺参与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晰不同主体之具体职责,依托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社区自身建设加强、居民参与意识养成,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