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参与村级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研究

随着国家治理理念转型及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推进，基层治理行政化逐渐强化。在村级治理中，伴随正式规则及制度输入、政绩性严格考核及行政化治理事务冗杂，村级组织尤其是村干部在村级治理实践中逐渐与农村发展要求、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其治理无法有效对接乡村社会，在乡村社会内部留下了大量的治理缝隙。基于对鄂西A村民间组织的经验调查，分析其参与农村治理的实践机制，发现民间组织以事务治理为重点，以部分利益主体参与为起点，通过吸引社会精英获得资源的增持，并借由村庄的共同体价值取向动员一般群众，形成了社会治理的互动网，为村庄治理展开创造了良好的资源条件及群众基础。民间组织作为村庄治理有效中介，在具体事务治理中有效对接村庄社会，提供契合村民及村庄社会发展的有效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效补充，使村庄治理摆脱技术化、行政化窠臼，为村民自治提供发展空间，保证基层治理有序展开。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 ——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利益诉求与力量博弈:乡村社会协商民主的运行逻辑——基于浙江省嵊州市村级协商和网络协商的调查分析

乡村社会协商民主是实现乡村社会有效自治的普遍方式,而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协商民主本身的复合性导致了乡村社会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多样,乡村社会协商民主不同的形式背后是利益诉求和力量博弈的运行逻辑。通过对嵊州市"八郑规程"和"民情微群"两个乡村社会协商民主案例的分析,探求基层社会村级协商和网络协商的运行规律。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村民自治背景下和谐乡村关系之构建

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影响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在村民自治的进程中,一些地方乡村关系存在不和谐现象,乡镇政府过分干预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散漫化造成了乡村关系的失调与紧张,给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治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乡村关系不和谐有乡村干部素质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体制性因素.构建和谐乡村关系,应提高广大乡村干部素质,更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乌鲁木齐市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调查与思考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乡村社会民主治理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积极推进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乡村社会民主治理中仍存在部分村民主体意识淡漠、基层干部政策理论水平不高等问题.要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壮大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等措施,积极推进乌鲁木齐市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协同共治与过程民主:农民自组织的治理实践——基于湖北省秭归县G乡的实证分析

农民自组织作为实现农民有效组织和形塑基层治理主体的新途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基层社会自主性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基于乡村产业发展与国家资源下乡中的合作需求、村落共同体结构和精英有效整合基础上的内生型农民自组织,是促成乡村社会团结与深化自治实践的新载体。它通过与县乡村各级组织形成网络化的协同共治体系,在村庄内部生成了弹性的治理空间和调控机制,建构出外部问题内部化和利益协商的地方机制,实现了有效社会动员基础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推动了基层行政与乡村自治的有机衔接。农民自组织的持续发展,要避免行政化趋势,协同共治的主体边界不能模糊。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制度空间、实现路径与当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过程,为农村基层民主治理转型提供了制度空间,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的范围扩大且作用日益凸显。基层政府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激活民主机制,从而推动民主参与向权力行使和监督环节深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提高国家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资源供需均衡、降低资源使用成本和提高监督成效。     

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与理想制度的编离

1980年代推行的村民自治是在民主、平等的取向下建构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现了群众自治、直接民主、普遍平等、基层自主等重要原则.作为一项空前的民主政治实验,村民自治在实施中受到了具体、复杂的农村治理环境影响,出现了种种实际运作与理想制度偏离的现象.主要有:乡村关系的扭曲、村两委关系的变形、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民主决策的虚化、群众自治的变异、集团性参与的凸现等.村民自治制度建构的缺陷、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力量博弈的冲击是导致这些偏离的主要原因.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基层协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机理考察与优化路径——以贵州凤冈县“四直为民”模式为例

立体多向互动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生命力,协商民主贯彻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为一个上下关系互联、内外体制多向互动的治理现代化过程。凤冈县"四直为民"作为一项在县域范围内推行的基层协商实践,其治理机制的上行、平行和下行三种途径符合协商型地方治理的目标,其基本结构、方式和效果体现承接上级要求和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满足联结上下关系和打通内外体制的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四直为民"基层协商为代表的地方治理现代化实践意味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道路迈出了坚实步伐。"四直为民"治理模式的制度化和长期化运行,需要汇入县域作为地方治理现代化自变量的观察要素,嵌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转换使命,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以及融入基层社会秩序重塑碎片化治理的稳定命题。     

分配型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与运行逻辑——基于鄂中W村的实证调研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之下,村庄成为承接项目的基本单位,如何对项目资源进行分配和平衡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有效回应村民的需求,村级组织基于村民的利益诉求,在村民自治及民主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分配型协商民主模式。该模式通过组织的设置与调整,为村民搭建了双层议事平台,以村干部入户访谈和公共项目清单制的方式广泛吸纳和整合民意,通过规则的创新与建构保障村民的有序表达和协商,在此基础上促成协商结果的达成,有效实现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的对接。分配型协商民主坚持村民的主体性地位,激发广大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分配,通过分层级的协商机制保证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空间,提升决策的效率;同时,坚持以公意为核心的治理理念,提升村级组织的自主回应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之路。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乡村自主性与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以“宁海36条”制度创新为例

“宁海36条”制度创新通过规范村级权力运作重塑了基层民主政治生态,但实践中正式制度规则的运行面临着乡村自主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村干部消极治理、利用制度缝隙积极谋利、以熟人社会关系软化制度约束等。乡村自主性意味着村干部不是完全按照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行动,其行动逻辑与村干部角色特征和乡村社会性质有关。在乡村自主性逻辑下,村级权力的有限开放与普通群众有限参与共同形塑了基层“有限民主”形态。由此,基层民主建设不仅要注重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更要审视制度实践中的乡村自主性,要在制度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逐步推进基层民主发展。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完善路径

作为村民共同制定遵守的行为规范,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体现,是基层民主的产物。在农村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下,强化村规民约的自治性、约束性有助于基层民主完善和平安农村建设,而推进村规民约的法治化则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面对村规民约"价值显然、问题突出"的现状,亟需通过相关措施来应对解决存在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论基层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目标、原则与社会基础

公共行政理论需要服务于中国的行政化改革实践。当前,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这一改革以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塑造村级组织服务者角色为目标,并伴随大量公共资源的输入,具有在基层建构公共行政的基本性质。“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目标、权力、组织则构成了公共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要素。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的提升为根本目标,在基层则表现为满足农民的治理服务需求,并通过行政权力与基层组织的常规运转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国家权力公共性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维持目标系统与权力系统的权责均衡、与组织系统的机制匹配,是保证行政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基本前提。这既要求国家具有服务乡村的政治理念,又依赖特定的社会基础条件,为公共行政体系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社会结构支持。乡村社会具有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进行全国性的基层公共行政体系建设,而是需要审慎考虑特定乡村的社会基础条件。     

山西农村治理的协商民主实践

近年来,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层次推进,山西农村在民主管理方面探索出了不少与协商民主相类似的乡村善治新模式,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要看到,山西农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协商主体认识不到位、村干部存在畏难抵触情绪、管理内容避重就轻、已有政策规定在落实中变形走样等。因此,应注重培育农民的协商理念,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规范协商程序设计,实行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效结合,促进乡村善治和农村社会稳定。     

协商民主: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内涵要义与特征是极其一致的,表现为:多元主体参与和网络结构契合、注重多元手段的契合、社会公共责任契合。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有助于社会治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和谐;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凝聚社会共识。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应明确协商民主参与社会治理的边界,夯实代表基础;重视网络协商民主,拓展社会治理的空间领域;强化基层协商民主,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能力水平。     

制定完善村规民约要体现“四性”

村规民约是村级管理的重要方式和载体,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有助于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当前,各地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陆续完成,村级换届之后,一些行政村将着手制定完善村规民约,以更好助推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