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逻辑进路、时代内涵与路径创新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主体复合多元""全民共建共治共享""上下有机互动""政府平台保障"的基本特征。因此,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重点,以提升公众参与意识为关键,以夯实法治保障为根本,是新时代打造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     

老龄社会基层多元治理体系构建路径探讨——基于成都武侯区的实践分析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努力构建现代化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是今后一段时间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迈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需要始终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先行经验，不断提高认知、拓展主体、缩小差异和健全体系，不断提升老龄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系统化、智能化水平，为增强群众“三感”提供有力保障。     

基层法院的乡村治理实践路径--以司法助推村规民约健全和规范适用为视角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实现村规民约行政村全覆盖”,为基层解决社会纠纷、创新治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规范支撑。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人民法院要立足社情民意,创新司法供给形式,推动纠纷源头化解。人民法院参与基层治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和职能就是指导、规范和健全村规民约的制定及适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纠纷解决、乡风文明建设、依法治村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助推乡村振兴。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制度之完善

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集中考验。本文以社会治理制度为着眼点,探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坚持和发挥制度优势,这既是抗击疫情、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也是今后疫情防控的主要抓手。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治理问题,应以制度为突破口,补齐短板,完善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体系和机制,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国家监测能力的建构与提升——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的反思

国家的监测能力既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国家监测能力有助于确保政府充分了解社会运行情况,作为其决策和政策执行的依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而国家监测能力的建构和提升对于危机管理的实施和绩效,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各地在实施某些疫情防控措施上的差异化表现,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其国家监测能力的差异。在对国家监测能力提升所带来的伦理、政治和社会问题予以关注并预警的同时,如何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充分挖掘技术赋能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依然是公共管理学界亟待发展的研究领域。     

清朝法律的重构与国家治理效能的强化

乾隆五年《大清律例》颁布后,通过持续二、三十年的频繁增改律例和部院独立编纂则例这两条并行不悖的立法模式,清朝重构了以则例为核心的刑事、民事、行政等法律规范,表明以"增损明季之旧章"的法律体系,逐渐向主要行政机构六部为核心的"部门法"演进.由此极大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能,为有效应对因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失序状态,保持社...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格局构建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作为法律实施、法律监督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是检察机关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要求检察机关必须能动履职。加强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参与社会治理理论分析,发挥基础理论指引作用,有利于拓宽工作视野打开工作格局,促进创新能动履职。检察机关应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依法能动履职,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环境,构建法律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全方位提升法律监督能力,从而实现以法律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现代化服务保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努力实现纪检监察机关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中心任务,坚守责任担当,监督执纪问责,推进组织制度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探索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和行政监察的专门机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坚守责任担当,提升能力水平,更加深入有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疫情防控:经济法的解析与应对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并用;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运用经济法的“两个失灵”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明晰疫情防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大量运用,应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系。基于“以人为本”的“依法治疫”,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减少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及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从而能够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前提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

知识产权是国家在全球竞争的核心要素。当前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发达国家集团,尤其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中国未能参与治理体系的制定,只是被动的接受。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利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和“国家俱乐部模式”,推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规则朝着“保护最大化”和“国际规则美国化”方向发展。中国应努力实现由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规则内化型参与到规则外溢型参与,在充分考虑外部世界舒适度的前提下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逐步转型。     

立法先行服务大局见担当

2020年,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足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全省发展大局,以高质高效的立法工作,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提供了法治保障。顺势而为依法助力疫情防控2020年2月9日,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于当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并于当天公布施行。     

关于法治监狱建设与监狱现代化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监狱机关而言，就是要积极推进法治监狱建设与监狱现代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展现的战略定力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方针以后,法制(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运用法治进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越来越自信.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建设就成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问题.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不仅是对西方法治外交的应对,更根本的是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问题,《决定》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性思考,显现出是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战略定力.     

行政检察视域下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完善

完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是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重要环节,行政应急措施作为政府防控疫情的必要措施是整个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核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情况,应系统分析行政应急措施的特点与类型,从健全立法、严格执法、强化监督、落实责任、依法救济等环节,尽快完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助力疫情防控,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唐朝防疫法制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比较分析

著名的瑞典病理学家韩森有句名言“人的历史，即疾病的历史”。疫疾作为一个群体性多发病症，它的形成和传播始终与人类文明发展伴随而行，在长期的人类社会历史中，疫疾如同一个“常客”,总是不期而至，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产生重大破坏，并间接促进了人类社会进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病已成为中国当前防治体制、管理能力建设上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反应出我国完善防疫制度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迫切需求。通过归纳研究大量史料，对唐朝统治者对抗瘟疫所采取的法制措施进行整理，与我国当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现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我们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启示和借鉴。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对社会治理进行了中国化的创新探索.本文指出,如何全面正确的理解社会治理的概念特点,以及执政环境的巨大变迁,其内容包括改革开放和转型期的大背景、公众参与意识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用,这些都迫切要求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创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因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伟目标,我国必须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坚定不移走好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新时代十年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革与未来展望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守正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基本实现了“碎片管理”向“系统治理”的体系变革、“凭人管理”向“依法治理”的逻辑变革、“行政管理”向“综合治理”的手段变革、“末梢管理”向“源头治理”的环节变革，社会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在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坚持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将“加强社会力量的培育管理”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