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伊拉克困局及伊拉克战争的遗产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美国赢得了最初的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四年过去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一种"撤不得、留不得、打不赢"的尴尬境地。美国之所以在伊拉克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对伊拉克占领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出现了偏差。为了应付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双层压力,在过去几年中,布什政府不得不不断调整其对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政策,改组其外交决策团队,排除新保守主义分子,逐渐向现实主义回归,但却始终未能稳定伊拉克的局势。伊拉克战争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中东格局和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主、道德与权力: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三个悖论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在经济上主张尊重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支持基于福利国家的有限政府,在文化上坚持传统宗教、家庭和价值观,在外交上主张美国输出美式民主和价值观、以强硬手段来维护美国精神等。美国政府在实施新保守主义主张的过程中频频失败,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民主、道德和权力三方面存在着理想与现实、宣传与本质相左的悖论。     

民主的现代意义探源

在政治哲学抑或现实生活中,最古老而又新近的话语,谈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话题,最令人神往却最使人迷惑的"迷宫",无疑都是民主。本文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是,既不要对民主抱唯美主义、理想主义态度,也不要丧失对民主真谛的追求。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手段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政策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烈的进攻性。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仍然固守冷战思维,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奉行强硬的“遏制政策”。他们通过参与政治实践;操纵媒体、引导舆论;控制国会、影响立法等手段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使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新保守主义特征。     

“宪政”与“民主”概念辨析

＂宪政＂与＂民主＂涵义不同,在对人性态度、价值倾向、对公共精神和民主的认识、处理过去与未来方式、关注点等方面不同,保障人权是宪政和民主的共同价值目标,民主对宪政起关键性的支持作用,宪政在某些方面支持和促进民主。     

美国一个自由主义的利维坦

布什政府动员全世界应对新的威胁,但全世界公开质疑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是否合法。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的逻辑翻转与布什政府的帝国—霸权观带来世界政治的变革。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聚焦于,利用单极实力保护自身利益。美国统治着世界,却并不遵守规则。这个帝国的政策在国内不可持续,在国外不受欢迎。赋予美国单极秩序以自由主义特色的政策建议,就是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参与多边规则和协议、分享战略决策等。美国应该超越均势和帝国的认识,成为自由主义的利维坦,以便建立美国单极权实力与广泛认同的规则和制度相结合的国际新秩序。     

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保守主义倾向

美国总统布什上台后 ,在外交政策领域作了一系列的调整。其核心是美国更加重视自身的实力和安全 ,以保持和增强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一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指导思想将主导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     

伯克与潘恩思想之比较——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为中心

埃德蒙·伯克与托马斯·潘恩是18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分别代表着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两大思潮。二者思想中保守的理性主义与乐观的理性主义、代际契约观与股份契约观、混合制政府观与代议制政府观、民主悲观论与民主乐观论等方面的对立,充分体现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激烈论战中。     

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的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的结合研究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中,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但由于在协商民主的认识上存在不足以及受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影响,两者在具体实践中仅是貌合神离的"贴合"。因此,需要从作为一种新型生活方式的视角来认识协商民主,将协商民主回归生活,创造一种开放性的、积极主动并理性参与的、相互合作并彼此负责任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协商民主与作为一个重要生活内容的社会治理的耦合。针对现实中社会治理在认知、态度和意识上存在的问题,需要发挥协商民主作为新型生活方式的实在价值,通过提倡理性表达,增进社会治理的有序性;通过引导自我反思,增加社会治理的包容性;通过推进参与合作,增强社会治理的公共性。     

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关系探讨

群众路线和协商民主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二者在实践基础、价值取向、民主理念以及领导核心等方面存在内在的契合性,同时二者在民主合法性基础、政治参与方式、认识方式和决策过程方面又存在互补性。二者的良性互动、有机融合,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保守主义与里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第三世界政策是新、老保守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保守主义内部,围绕“里根主义”和人权外交,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里根的主导下,两股保守主义政策形成某种整合。虽然时过境迁,小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不是对里根时代的简单复制,但里根政府却为冷战后的美国留下了一笔外交遗产,这笔遗产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印度“东进”战略及其对我国家安全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印度加速推进“东进”战略,企图在巩固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支配地位的同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区域。印度“东进”战略包含着针对中国的一面,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深远影响,不仅直接威胁到我通过北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安全,挤压我海洋战略安全空间,增加我国东南亚方向的安全环境中的变数,而且,在全面的中印战略关系中置我于被动地位。     

国际法视角下的伊拉克战争--浅析布什主义的先发制人策略

先发制人是布什主义的基本要素,即坚持美国具有潜在的敌人能够伤害美国之前,对其首先发动攻击的权力.国家进行预防性战争的理由主要是,他国未来将发动袭击,因此要努力阻止这样的袭击发生.先发制人与预防性战争的区别主要在于敌人正准备进攻的确定无疑或似是而非.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人一场预防性的战争,历史和国际法对预防性战争都是否定的.     

证据战视角下有组织犯罪组织性认定侦查取证研究

"四战"理论的提出为当前刑侦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证据战"对公安机关提升打击有组织犯罪案件的能力尤为重要。有组织犯罪案件侦办取证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对其组织性的认定。应从证据链条构建、非犯罪事实认定以及经济活动三方面对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认定进行研究。     

论侦查讯问谋略的结构体系

侦查讯问谋略是由谋略主体、谋略对象、内容和谋略场四个要素有机地构成的整体。以讯问谋略主体为核心,各要素在整体运行当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侦讯谋略的结构体系是由讯问谋略、讯问方法、讯问语言及其他相关因素之间的搭配、排列而构成。     

论谋略在侦查工作中的地位

在侦查工作中,谋略不仅必要,而且居于首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在侦查实践中却未得到足够和应有的重视与体现。谋略贯穿于侦查活动的始终。应提倡运用谋略,积极主动地、有意识地、具体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拥有谋略本领的根本途经是学习、实践的循环往复,积累与提高。     

贵州省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展望和思考

工业强省战略实施以来，工业企业总体发展态势趋好，贵州众多国有企业纷纷投身社会责任实践，在责任意识、理论发展和实践效果上实现了“三个突破”，呈现出企业责任意识持续增强，利益相关方满意度持续增加，社会期望值持续增高和履责环境持续优化“三增一优”的阶段性特征。企业主动履责、政府引导激励、行业全力助推、社会共同参与“四位一体”的良好势头逐渐形成。     

“子女战略”教育理念的内涵解读与对高等教育的诠释

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使高校招生大增,教育质量出现不少问题。浙江工商大学实施的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本的“子女战略”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高校在扩大招生和解决就业双重压力下的优质教育。本文提出“子女战略”的四个内涵对广大教师的教书育人有启发作用。同时,文章用“子女战略”教育理念论述了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指出高校的核心任务是育人,而育人必须严格制度管理,教学必须让学生提高素质,具备服务于社会的能力。     

桥头堡建设背景下的云南公安出入境管理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的思考

"两强一堡"战略是统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云南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为"桥头堡"建设提供良好环境。本文试从上述观点出发,结合实际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和政策支持。     

Origins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Terry Eagleton and Perry Anderson

Terry Eagleton's critical works have been under multiple influences from various critics and theoris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discussed in details in some relevant studies. However, another source of influence, the historical studies by Perry Anderson, has never been identified, much less examined up to the present day. The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Perry Anderson's insightful critical account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and the particularities of English capitalism shaped to some extent Eagleton's fundamental view of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ovided him with an important socio-historical framework for reference to examine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critical practice and real politics. Actually, Eagleton's illuminating analyses of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hidden in modern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was greatly indebted to Anderson's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the political conservatism explicit in modern English society.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ir works could be used for explaining an often-neglected phenomenon in the 18th and 19th English classical novels: unlike their counterparts of the same periods in major Euro-continental countries, they tend to avoid severely criticizing let alone completely negating the aristocratic thoughts and ruling at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