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保守主义与中美关系

后冷战时期,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在中美关系上,鼓吹"中国威胁论",推动强硬政策,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麻烦制造者",损害了两国的国家利益.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可能长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美关系必然回归现实与理性.     

保守主义与里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第三世界政策是新、老保守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保守主义内部,围绕“里根主义”和人权外交,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里根的主导下,两股保守主义政策形成某种整合。虽然时过境迁,小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不是对里根时代的简单复制,但里根政府却为冷战后的美国留下了一笔外交遗产,这笔遗产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赫尔姆斯的“道德外交”

赫尔姆斯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其显赫地位，也不仅仅是由于其政策主张的异常强硬，更在于其外交政策思考有着自成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他对“道德”的强调，又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政策代表性。本文先追溯“道德外交”的缘起，以赫尔姆斯的政治生涯为线索，分析其政治基础、政治策略和保守主义立场，然后指出赫氏“道德外交”的基础，总结其政策表现和内在逻辑，最后集中讨论赫尔姆斯的对华政策立场。     

浅析美国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作为古典自由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的变种,是当代美国政治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冷战的特殊环境。通过对美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新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思想传承等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保守主义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能在任何“保守的政府”中起“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多挑战。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适时调整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布什政府的“扇形结构”，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体”，都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制裁接触”和“全面接触”分别为其两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作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仍将继续向前发展     

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自由主义

冷战结束以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学界的关注目光偏重于新保守主义,特别是＂9·11＂事件后,自由主义在新保守主义的反衬下显得有些黯然失色。然而,自由主义作为美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在美国政府内外始终具有广泛的舆论市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始终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思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的威胁和国内“新左派”对美国自由主义文化造成极大冲击的回击。其政策主要是反对扩大政府的权限、主张“小政府”；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法律和秩序，主张政府干预社会生活；反对“福利国家”，主张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重视市场发挥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其对外政策主张加强军备和实力，而不是求助于国际制度和道义；反对“集权主义”，反对激进革命，坚定不移地反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新保守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当前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得势是美国政治思潮钟摆现象向右的又一次回归     

美国积极推动全球“民主化”的理论基础——新保守主义

近几十年来保守主义已经成为首先是美国,也包括其他主要国家政策的主要方向。不论是保守主义的拥护者还是批评者都同意这个论点。美国采用了保守主义的一种更新的提法,从而造成了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独特现象———“美式新保守主义”。我们认为,“新保守主义”也是今天美国外交积极推动全球“民主化”的理论基础。     

特朗普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研究——以美国的对俄政策为例

新保守主义思想是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充分践行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逐渐确立了新保守主义的合法性地位。特朗普执政以来,虽然其本人十分欣赏普京的人格魅力,但受国内舆论与党内新保守主义传统的掣肘,仍然采取与俄罗斯进行地区与军事战略对抗政策,在处理美俄关系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与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传统具有共通性。     

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冷战后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专著——评张广宇的《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

张广宇博士的专著《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6月出版。该著作的前身是作者1998至2001年攻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期间的毕业论文,受到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多名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不能不说具有开创性”、“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有独立见解和创新精神的好论文”。笔者认为,该著作有以下特色、建树和价值:1·从选题角度来看,该著作在国内首次将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作为重大课题加以系统完整论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日本作为与中国…     

美国"新保守主义"研究状况评述

近年来,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研究成为我国对美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在涉及新保守主义的发展演变、内涵特征、代表人物与相关机构、主要观点及政策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评述,旨在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论开展对美国国会外交之必要性——以台湾问题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日益成为掌握美国对外政策的"锚"和"舵",是影响中国台湾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研究美国国会,有助于深入理解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开展国会外交,有助于促进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中的变与不变

由于受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影响,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基石是不干涉原则和民族自决。但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外交政策不得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冷战结束前,墨西哥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强调民族主义;冷战结束后,墨西哥外交政策从强调民族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大大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墨西哥外交政策依然具有继承性。     

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演变、问题与未来

尽管中土两国在1971年就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土关系的发展并不十分顺利。“冷战”期间,中土两国或多或少都成了国际关系大棋盘上的棋子,两国间除了政治利益外,实际利益并不多。“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种情况才逐步发生了变化,两国间的实际利益前所未有的增多,两国关系由此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转型。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也突显出来。平等博弈将主导未来的中土关系。     

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蒙古国多元外交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冷战后蒙古基于国家利益考虑,确立了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中两国的关系、与"第三邻国"的关系以及与多边国际机制的关系构成了蒙古外交格局的三个不同层次,即与俄中两大邻国保持"等距离"关系是其外交格局的基础;与"第三邻国"发展双边关系,确立外交格局的"多支点";参与各层次的国际机制,谋求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再保障"。蒙古的多元、平衡外交对地区格局的影响较为复杂,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加以考虑的。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立法自由化趋势及发展中国家对策

自二战结束以来,南北双方在联合国内外对经济主权内涵与具体制度的设计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是在国际投资法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发展中国家都表现出寸土不让的强硬立场。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即国际投资立法实现从"管制"向"自由化"方向过渡。在这种自由化立法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及中国的角色定位以及战略选择尤为重要。     

危机下的“潜规则”：试析冷战后的中美危机管理——以1996年中美台海危机为例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转变,这使中美关系中的双边危机时有发生。但是中美危机的性质又促使双方在危机管理中恪守一定的“潜规则”,以避免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剖析1996年中美台海危机,在危机处理中双方所共同默守的“潜规则”是:中美在危机中的战略意图:双方目标的相容性、有限性;必须让对方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意图;沟通渠道的通畅、有效是双方了解对方意图的必要保障;双方对各自的行为有所克制,自我约束,留有余地;在危机管理手段上两手(斗争和谈判)并用;危机决策机制的科学化。在历经数次危机的磨合之后,中美危机管理体制仍亟需完善。     

俄罗斯欧亚主义哲学及其对华安全理念—地缘政治视角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受其战略文化的指引，它同中国的安全关系受其民族文化和外交哲学的影响。俄罗斯在其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选择上，常常受到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成为指导俄罗斯对外战略选择的重要哲学理念。冷战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摇摆和波动之后，相对折中的欧亚主义在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中占据优势地位，俄政府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对俄罗斯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对待，强调同中国的安全合作，这对俄中双方带来了共同的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