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被告确定制度的比较与论证

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存在基础错乱、规定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错解并误用了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及制度。为了消除现有行政主体理论的负面影响,解决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问题,应当确立由行政行为主体在形式上担当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论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

行政诉讼的被告为行政机关 ,由于行政机关的情况多种多样 ,使得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确认行政诉讼被告时 ,要把握以下二项原则 :一、行政主体资格原则 ;二、行政行为实施原则。     

简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构成要件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认定问题是长期困扰行政诉讼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难题。以分层的构成要件来认定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是一条可行且符合立法本意的路径。在立案阶段,行政诉讼被告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人民法院即应登记立案。到了审理阶段,行政诉讼被告不仅应当具备形式要件,还应当具备主体要件和行为要件,才是适格的被告。     

论行业组织的行政诉讼救济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行业组织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本文拟从行政纠纷的角度，探讨行业组织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基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后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探究

行政诉讼是依法行政活动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监督方式之一。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多,被告行政主体败诉的情况已成常态,而对败诉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的效果却无法达到该制度设计之初的本意,这就容易造成对被告或其他行政主体的威慑力不足甚至空缺,仅对被告适用内部的问责机制已不能适应依法行政的现实要求。因此,对被告适用容错问责机制必须要制度明确、结果公开,要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加强社会公众监督,让容错问责机制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以此来增强行政主体的公信力和民众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信服度。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渐进扩展

现行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理论存在弊端,现行立法确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窄,不能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充分的保障。本文从提供前瞻性立法建议出发,从重新确立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扩大行政诉讼法保护的合法权益范围,扩展受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三方面论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原告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极为有限,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文章从举证责任的涵义入手,分析和阐述了原告在行政诉讼中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并结合审判实践,对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举证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实现司法效率和司法正义。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规则,是指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不得再行取证或不得擅自取证,否则在涉诉后其自行收集的证据将被认定为无效证据或瑕疵证据的证据规则。之所以在行政诉讼中确立这一证据规则,除了取决于行政程序法上的“先取证,后裁决”规则外,还因为行政诉讼中的原被告一般都处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地位,其本身所处地位具有不平等性,如果允许被告在诉讼中可以自行补充证据,“一会助长行政机关不负责任草率处理问题的作风;二是个别行政机关为了不败诉,带着框框取证,甚至行使行政权力采取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地方人大报刊文摘

当前行政诉讼"五难"行政诉讼被告,是指被原告指控侵犯其行政上的合法权益与之发生行政争议,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由于行政诉讼中被告主体的这一特殊性,导致了行政诉讼中的几个难点。一要被告举证难。对举证责任的分担,行政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但是,行政诉讼中,有的行政机关就不予举证,有的是没有弄懂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认为有处罚及决定就足够了;有的是故意不举证。二要被告出庭难。有的称"公务忙,不能到庭";有的怕出丑,不愿出庭。所以,行政诉讼中被告出庭的少,缺席判决的多。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     

当前公安行政诉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当前公安行政诉讼中，部分公民和民警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作为被告的公安机关与行政案件的承办人变相“配合”“联合办案”；人民法院对审理公安行政案件顾虑重重，不按规定审理；一些公安机关违法行政，在公安行政诉讼中违法现象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民与民警法制观念淡薄，守法意识不强；行政法律、法规不配套，影响公安行政诉讼顺利进行；人民法院因受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不能依法独立审理。为此，在广大公民和民警中要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端正思想，正确行使行政诉讼权利和义务；人民法院要排除干扰，确保司法公正；要加大公安执法监督力度，规范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行动。     

论促成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建议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建议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促使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是一种新的行政案件处理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及时化解行政纠纷,减少讼累,和谐社会关系。为了有效运用司法建议并达到预期目的,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针对性原则、非强制性原则和平等性原则;司法建议主要可适用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和不当的案件、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群体性纠纷案件、法律规定与相关政策不统一的案件、行政合同纠纷案件、行政确认、行政裁决案件、涉及行政相对人基本生存、生活需要的案件等。通过实践探索,司法建议在有效运用上则有找准问题、协调在先、内外配合、多层劝导和针对重点等多种方法。     

附带诉讼: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的解决

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益,导致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在一起产生.采用附带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还可以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也可以附带行政诉讼,在具体适用方式上采用具有预决力的诉讼作为主诉,优先审理.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主体负担均衡化趋势

行为责任与后果责任统一于证明责任之中,究其本质,实为后果责任。多年司法实践已然将行政诉讼"原告主张、被告举证"的分配模式固化,且形成了行政诉讼的基础、核心,显著区别于另两大类诉讼。诚然,强调被告证明责任负担的分配原则确有保护弱势原告之作用,不过其原有的理论正当性却于实践中渐失,一定程度上与提高行政效率的理念相悖,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仅就近年行政诉讼立法以及相关司法政策性文件对此所作调整来看,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主体负担已然呈现出均衡化趋势且愈发明朗,对于破解原有模式的困窘局面而言大有裨益。     

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福泉市人大常委会出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决议

2006年前，福泉市人民法院每年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基本上都是委托律师等代理人出庭应诉，行政首长（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出庭率为0。如何解决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存在的怕应诉、怕当被告、怕败诉影响威信等问题，促进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保证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审判职权，是本级人大常委会关注的工作重点。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保障制度分析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诉行政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主持单位工作的负责人,或者是分管具体事务的负责人出庭应诉的一项诉讼活动。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形式,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承担着化解行政诉讼纠纷、树立法治政府形象、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任务。当前,大力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实质性地解决行政争议、优化行政审判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初探

行政诉讼第三人是行政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在目前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分配的情况下,不同的第三人在诉讼中承担何种相应的举证责任以及在举证规则和时间上与其他当事人有何种的区别,我国法律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而第三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举证责任又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本文就第三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作了一些探索,以求对我国行政诉讼实践提供参考。     

行政诉讼和解的基础理论探析

行政诉讼和解体现了当事人双方对各自权利一定限度的处分,突破了传统理论中行政职权不可处分的绝对性。在行政类型中出现服务行政的背景下,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内在要求,使得行政诉讼和解作为一种行政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成为必然。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当事人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以及第三方,分析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具备的资格条件,界定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探讨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被告资格确定的若干问题;并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第三方的资格及其与原告角色的互换进行了简要阐释。     

行政诉讼功能探析

行政诉讼功能是设定行政诉讼目的的客观依据,对行政诉讼功能的认识过程也是对行政诉讼本质的认识。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是:行政纠纷解决功能;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功能;权力制衡功能;政策形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