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第三人举证责任初探

行政诉讼第三人是行政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在目前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分配的情况下,不同的第三人在诉讼中承担何种相应的举证责任以及在举证规则和时间上与其他当事人有何种的区别,我国法律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而第三人在诉讼中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举证责任又是不可忽视的。因此,本文就第三人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作了一些探索,以求对我国行政诉讼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根据

在行政诉讼中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是一种常态 ,这种现象常常使法律无所适用 ,但法官仍必须将案件审理到底 ,这就涉及到究竟由何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不利益 ,涉及到举证责任的中心问题———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决定由何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时应考虑到行政诉讼的价值取向、行政程序中举证责任的特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以及一些特殊情况等因素。     

地方人大报刊文摘

当前行政诉讼"五难"行政诉讼被告,是指被原告指控侵犯其行政上的合法权益与之发生行政争议,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机关。由于行政诉讼中被告主体的这一特殊性,导致了行政诉讼中的几个难点。一要被告举证难。对举证责任的分担,行政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但是,行政诉讼中,有的行政机关就不予举证,有的是没有弄懂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认为有处罚及决定就足够了;有的是故意不举证。二要被告出庭难。有的称"公务忙,不能到庭";有的怕出丑,不愿出庭。所以,行政诉讼中被告出庭的少,缺席判决的多。     

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得出了新的沟通理论———“法益”理论 ,进而运用法益理论来扩充了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的“合法权益”的内涵 ,旨在达到适应世界各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大趋势的目的。     

行政诉讼紧急审理程序:制度漏洞、比较反思及立法构想

行政诉讼中权利保护的漏洞在任何国家制度中都不可避免,紧急审理程序为之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式,不少国家和地区设立了相关制度,而我国对此尚存制度空白。但我国存在可供借鉴的制度资源,司法实践也对填补权利保护的漏洞提出了现实要求。构建紧急审理程序具备宪法学、诉讼法学和法哲学上的理论基础,并具有实现实质正义和经济效益的价值。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具体建构:确定适用范围,并将紧急保护措施划分为暂时停止执行、临时处分措施和保全性措施三类;缩短审理期限并实行独任审理和一审终审;举证责任以被告承担为原则,原告承担为例外;具体明确启动、变更等相关程序问题及判决方式。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主体负担均衡化趋势

行为责任与后果责任统一于证明责任之中,究其本质,实为后果责任。多年司法实践已然将行政诉讼"原告主张、被告举证"的分配模式固化,且形成了行政诉讼的基础、核心,显著区别于另两大类诉讼。诚然,强调被告证明责任负担的分配原则确有保护弱势原告之作用,不过其原有的理论正当性却于实践中渐失,一定程度上与提高行政效率的理念相悖,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仅就近年行政诉讼立法以及相关司法政策性文件对此所作调整来看,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主体负担已然呈现出均衡化趋势且愈发明朗,对于破解原有模式的困窘局面而言大有裨益。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大的必要性初探——由一起行政案件所引发的思考

行政诉讼法严格规定了行政相对人作为原告的起诉资格,其弊端是显而易见,本文基于此就如何扩大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进行了有益探讨.     

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法院裁判的实证分析

银行卡盗刷纠纷是近年来司法实务的热点之一。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相关实体法律规范,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在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的认识和做法大相径庭。银行卡盗刷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民诉法解释》规定为依据,区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在双方诉讼当事人充分举证的情况下,结合银行卡自身的特点以及具体案件情况,在诉讼当事人之间确定责任承担。     

关于公安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公安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及自己主张正确合理合法的责任。在公安行政诉讼中,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公安机关负有完全的举证责任。这样规定是否妥当,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行政补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研究

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行政不作为是指环境行政主体根据其法定职权且有履职能力的情况下，对遭到陆生野生动物侵害主体申请补偿时消极不履行、未完全履行或拖延履行的行为。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行政补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既有规范行政不作为行为、保护受害主体合法权益、提高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程度的价值基础，也有行政不作为的法律、司法解释、政府规章等法律基础和司法审判的实践基础。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确立原告资格、明确起诉期限、明晰举证责任与选取合适的判决形式是陆生野生动物致害行政补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重点内容。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     

论民事公益诉讼的构建

民事公益诉讼已经在民事诉讼法第55条中确立,但是从法律条文的规定来看,其在我国的适用空间依然是非常有限的。立法者审慎的态度不断地告诉我们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依然是目前理论上和立法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通过研究发现,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需要从原告主体资格、诉讼费用、举证责任等很多问题上作出与现有规定不一致的变革。除此以外,立法者仍然需要认真对待诉权滥用的问题。     

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

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同被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能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的设立,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行政审判的司法公正均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行政诉权保护之浅见

在我国,保护公民的行政诉权,应做到以下几点:修改和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从源头上保障行政诉权的有效行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独立,从体制上保障诉权得以有效实现;不断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鼓励公民利用法律武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职场性骚扰案件的证据问题

职场性骚扰案件中,直接证据固然重要,但此类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原告取得的往往是间接证据。法官应综合运用间接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对案件作出整体判断。同时,中国应修改证据规则,规定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采取强制措施,并应降低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以应对原告举证难的困境。     

析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近20年来,在监督行政权力的运用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然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行政法治建设的要求,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窄的问题已经凸显。这直接导致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和局限,提出扩大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点建议,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交通行政强制措施问题探析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人员滥用或错误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所引发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案件也比较多,同时还可能引发其它社会治安问题。文章就公安交通行政强制措施的认定、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区别,以及对其的法律控制等方面作个简要的分析。     

建立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的思考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与当今行政法治的发展趋势不协调,也不符合社会实际和实践需求.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应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赋予法官处理行政纠纷的调解权,使调解活动合法化.并非所有的行政纠纷都可以适用调解,界定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着重要明确适用调解的行政案件的类型.     

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分析

公安行政执法中侵犯人权现象表现在:"临时民警"违规执法事件时有发生;证据意识不强、取证不及时;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公安行政处罚中的不规范执法;劳动教养、收容教育中侵犯人权的现象较严重。为加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人权保障,应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方面的立法;树立人权理念,强化程序、证据意识;健全公安行政执法的监督机制;完善公安机关的人事、培训制度。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设定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由于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因而在诉讼中由谁来提起诉讼则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而言，考虑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取向和司法实践，结合域外行政公益诉讼的发展趋势，应赋予我国公民个人、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具有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