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以印度软件业集群为例

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当前世界经济正迅速融合为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与此同时，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却正在由一体化走向分散化。国际上最新发展起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如何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其中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本文就应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印度软件产业集群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的拉美调整与再定位

本文采用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拉美国家2006—2021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地区总体、国家以及产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拉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拉美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了该地区进一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条件与可能边界。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泛安全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拉美具有地缘、制度和规则三重短期优势,并具备禀赋、产业和绿色三大中长期优势,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得到了总体提升。但产业和国别异质性也开始显现,加勒比和中美洲多数国家及墨西哥受益较多,更多加入全球产业链下游;南美国家继续以原材料供应者身份保持在产业上游,但部分国家被边缘化的现象明显。中国应对拉美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受益的形势形成充分预判,结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设,积极主动调整对拉经贸合作战略与战术。     

增加值权力与互动:RCEP框架下马来西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与趋势北大核心CSSCI

国家在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位势及相互依存度构成其在贸易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使用OECD-TiVA数据库1995—2018年数据,构建增加值权力与增加值互动两项指标,分别从国家及行业部门层面对马来西亚在RCEP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考察。实证结果表明,马来西亚在RCEP网络中的增加值权力呈衰落态势,GVC高参与指数与低地位指数并存说明马来西亚虽然高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但出口部门被长期锁定在增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价值链下游化趋势明显。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增加值互动指数在24年内呈稳步增长态势,美日两国与马来西亚增加值相互依存度则呈持续衰落态势。从全球价值链角度为马来西亚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提供了底层的经济逻辑,中美两国对马来西亚此消彼长的结构性权力解释了马国外交政策从“一边倒”向“大国平衡”转变的行为动机。未来,我国可合理利用对马来西亚的结构性权力,抢抓RCEP发展机遇,提升我国与东盟产业链合作的质量与韧性,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力与现代化水平。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印度制造业优势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受政治、经济、机制和自然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全球链变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得益于人口红利丰厚、投资环境改善、支持政策加码、中美博弈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等一系列利好因素，印度吸引了大量产业转移，推动了该国制造业发展。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尽管印度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程度还较低，但其中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在增强。这对中国造成了增加供应链风险、阻碍经济增长、制约科技创新、加剧贸易摩擦、激化政治风险等威胁与隐忧。中国应采取制造业升级转型、打造内需市场、深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数字化等举措以维持中国在全球链变中的竞争优势。     

RCEP框架下新加坡的不同价值链活动及其发展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新加坡是东盟区域内重要的经济体,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主要成员国之一。高度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新加坡深度嵌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体系,国际投资和贸易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新加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本文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在新的全球价值链(GVC)分解框架下对新加坡的价值链活动和上下游主要经济体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高度活跃,并主要表现为投资驱动型价值链。投资相关GVC活动主要通过上下游均为跨国公司的生产模式进行,但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分工合作的生产模式正在逐步加深。新加坡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相对集中,上游经济体主要分布在西欧、北美和日韩地区,下游经济体则主要包括中国、东盟和其他RCEP成员国,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探究新加坡价值链活动的特征及其上下游关系,对于了解RCEP协议下东南亚区域价值链的发展,优化中国与新加坡在RCEP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越南油气业发展及对中越油气贸易的影响

越南石油天然气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是其出口创汇和支撑国内工业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然而，由于陆地可采储量的枯竭及国内炼油能力的欠缺，越南油气业呈现出日益依赖外资合作和海上油气开采的特点，这使得其油气业发展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和政治风险。为解决此发展难题，越南政府积极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略，引入国际合作并积极追逐海外油气资源，这一系列行动也给中越油气贸易带来了影响。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及启示:基于拉美与韩国经验的比较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初始发展条件远不如拉美国家的韩国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少拉美国家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比较韩国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特点发现,长期依赖初级产品的对外经贸战略与结构性失衡、产业内部资源配置与低生产效率、技术创新相关的制度环境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等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要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加强中央与地方财政科技经费对技术研发的调节作用,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保障。中国要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时通过健全的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提升经济政策的效率。中国应该将全球价值链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增强与全球经济的协同作用,根本上扭转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除了吸引国外跨国公司投资高端制造业,研发和生产高端核心零部件以外,中国也要尝试构建自主主导的价值链。     

我国制造业在“一带一路”的产业链布局问题——竞争优势互补与中间品贸易视角

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实现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分工和价值链开放布局的转型升级,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区域竞争优势互补性是产业链分工优化的基础,中间品贸易是这种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分工的纽带,以我国制造业产业的中间品贸易特征来定位产业链国际化布局的区位布局,是实现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我国制造业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变化反映了"一带一路"区域分工的基础,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贸易网络特征则揭示了产业链分工的区位选择方向。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增强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创新产能合作和产业转移的模式,把控产业链分工国际化的节奏,平衡发展,在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避免我国经济出现产业空洞化。     

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新趋势与中国的应对方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与生产格局深度调整，触发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与重构。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五大领域：大型区域协定规则制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外资安全审查、数字领域投资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规则的变化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动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组、国际投资格局变化、西方技术民族主义盛行、数字经济治理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影响着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变革。参与国际投资规则构建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中国需要加强国内规制建设、扩大内外投资市场空间、构筑投资协定伙伴网络、提高议题设置能力以争取规则制定话语权，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外资安全审查协调、数字经济领域投资治理、可持续发展导向方面积极作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投资治理提出具有“全球价值”的“中国方案”。     

RCEP框架下印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与地位——基于附加值贸易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RCEP的签署为成员国的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基于TiVA发布的最新数据(2021版),利用附加值贸易的方法测算印尼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与RCEP主要成员国进行比较,分析其变化机制。整体上看,印尼在GVC中的参与程度较低,但参与地位处于中游水平;制造业的GVC参与程度适中,参与地位较低,但呈上游化的发展趋势;细分行业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如电气及光学设备制品的参与程度最高,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所处的地位最高;中国是印尼整体和制造业出口贸易附加值来源第一的RCEP成员国。     

“小龙在腾跃”——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述评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被誉为东南亚“第五小龙”的马来西亚仍保持着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1988—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高达9％、8.7％、10％、8.6％、8.2％和9％,在东盟国家乃至东亚都令人刮目相看;199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420美元。出口总额年增长率均超过两位数,按关贸总协定的排名,马来西亚已跻身于“全球19大出口国”的行列。吸引外资排名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之后,居全球第三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外贸出口六、七十年代,马来西亚的制造业主要建立在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型加工工业上,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锡、天然橡胶、棕榈油、木材、石油和天然气等初级产品出口,经济发展深受农、矿初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80年代初,由于西方经济衰退,使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马来西亚政府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倡导工业化运动,大力发展制造业,引导外资投向高科技工业,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以促进产品多样化。并把外资的50％用来发展制造业,尤其重视发展制造业中的“龙头”产业——电子工业。从电子工业的崛起可以窥视马来西亚制造业发展的业绩。     

全球产业链视角下中俄贸易合作的特征与前景

在全球贸易网络演变背景下,中国从亚太区域集团的外围成长为亚洲产业链的枢纽,俄罗斯则从相对独立的贸易模块到逐步形成“链接”欧亚的产业链格局。从价值链地位看,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出口中包含一定的国外增加值,而俄罗斯主要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材料,位于价值链的相对上游,其部分增加值包含于下游国家的出口中。中俄产业链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增加值贸易分析表明：近十多年来,中国出口和最终需求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升,且对俄罗斯的增加值依赖较传统贸易指标提高;俄罗斯对外增加值依赖始终较高,且主要表现为对欧洲和中国的增加值依赖。当前,中俄贸易合作面临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及全球环境政策的三重影响,这些因素为中俄贸易合作带来机遇和挑战。预计中俄贸易将在逆境中曲折前行。     

国际制造业转移与天津制造业基地的发展

:当前,国际制造业转移对于天津制造业基地的发展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天津作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城市,必须抓住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机遇,发展面向世界的制造业基地。天津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外国直接投资流向相伴随而建立的这种生产基地能否进一步整合出新的竞争优势。为此,天津应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大天津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产业链经济,促进产业集群化。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拉美地区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在"三个中心""四个塔级"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拉美地区的位置较为尴尬:产业结构优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但国际竞争力却落后于后者。拉美地区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两高两低",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高,产业结构发展程度高,国际竞争力低,制造业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低。拉美地区的制造业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但其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落后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试图改造并升级其制造业部门。     

中、日、韩三国产业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基于对外贸易的分析

随着韩国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日、韩三国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的差距有所缩小。当前三国之间的国际分工仍留有“雁行模式”的痕迹,制造业在三国均占有主导地位,但制造业内部各部门的发展水平仍有差距,三国在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来的产业互补性仍然较强。而另一方面,韩国与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日本形成了竞争,韩国在少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同中国也存在竞争,三国产业在原先以互补性为主的基础上出现逐渐增强的竞争趋势。     

《美墨加协定》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影响:北美区域价值链的视角

本文从北美区域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美墨加协定》条款对全球贸易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使用GTAP模型模拟了该协定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文章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北美区域价值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网络,与区域外国家的贸易和产业关联程度低于区域内国家,原产地要求提高可能对部分区域外国家的汽车产业及巴西钢铁行业造成一定的负向冲击;第二,从区域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地位指数来看,墨西哥更适合发展制造业,提高原产地要求违背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可能带来北美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第三,非市场经济条款将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自贸区谈判产生障碍,并且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自贸区谈判的范本;第四,从GTAP模拟结果看,协定签订对美国GDP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中国积极融入区域贸易组织能够避免其负向冲击,但该协定也会对中国加入亚太自贸区产生阻碍。中国应积极加入世贸组织改革的进程,积极推动自贸区谈判,反对歧视性贸易做法。     

日本经济增长对中国需求依赖的估算

随着中国对外进出口快速扩张和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进出口数据虽然能反映两国的贸易依赖关系,但是由于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以产品内分工的方式融合在全球价值链之中,必须借助全球间的投入产出表才能准确掌握日本生产对中国需求的依赖。根据1995²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对日本出口流向进行分解、以及对两国国内增加值按照最终吸收地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满足中国的内需,以中国为中心的三极贸易结构明显存在,但并不是日本对中国贸易的主体;日本经济增长对中国内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外需最为依赖的国家;而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程度要低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因此不难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走势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要大于日本经济对中国的影响。     

日韩产业转移与山东半岛制造业发展

世界经济正经历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日韩制造业也正积极移师中国。山东政府顺应这一趋势提出“承接日韩产业转移,打造半岛制造业基地”的发展战略。山东省将通过打造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胶济沿线制造业隆起带,培植六大产业集聚区,培育一批制造业特色县,形成产业集聚、配套协调、布局合理的制造业新格局。     

知识经济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研究新趋势

新的国际背景下,传统产业转移理论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的解释力逐渐失去了效力,迫切需要有新的突破和发展。文章从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雁行模式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内部化理论、西方中心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发展的新问题,并提出了国际产业转移发展的新动向,认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正向东道国、知识因素、产业链、产业风险、跨国公司等方面的互动理论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