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挪用公款用途认定的几点思考

挪用公款罪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罪名,理论界和实务界至今仍对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由此可见,我国刑法根据挪用人挪用公款的不同用途,规定了挪用公款的三个基本类型,即通常所说的"超期未还型"、"营利活动型"和"非法活动型".正确地认定被挪用公款的用途,是区别不同类型挪用公款行为的关键,进而在很多场合下决定着挪用人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关系到罪轻罪重的问题.由于篇幅限制,本文试就挪用公款罪中的"非法活动"与"营利活动"两种用途的认定进行分析探讨,以期有利于司法实务.     

挪用公款罪的准确认定与立法改进争议

现行刑法对挪用公款的用款人、行为形式、数额限定的规定有某些遗漏与不协调之处，造成了定罪量刑中的一定混乱，需立法加以完善：即取消“用款人”限定，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擅自挪用公款的行为都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全面规定挪用公款的起刑数额，以使本罪与盗窃、诈骗等财产犯罪及本罪内各种行为形式达成协调、平衡。但在修改前的司法实务中仍应严格依现行刑法定罪量刑。     

对挪用犯罪司法实务中若干疑难问题的探讨

刑法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对挪用犯罪的主体范围、客观方面、法律适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问题认识不一,导致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的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着重对挪用私营企业资金、挪用特定款物给外单位使用、挪用公款的主体范围、客观方面、此罪与彼罪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增强对司法实务的指导作用。     

关于挪用公款罪犯罪客体的探讨

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贪污贿赂罪的同类客体,本身内容并不清楚,不宜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挪用公款罪的直接客体应该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对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的不可侵犯性和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本身。挪用公款罪的本质是"公款私用"。其特点有二:一是滥用职权,二是个人非法获得利益。     

对挪用公款用途认定的几点思考

挪用公款罪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罪名,理论界和实务界至今仍对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由此可见,我国刑法根据挪用人挪用公款的不同用途,规定了挪用公款的三个基本类型,即通常所说的“超期未还型”、“营利活动型”和“非法活动型”。正确地认定被挪用公款的用途,是区别不同类型挪用公款行为的关键,进而在很多场合下决定着挪用人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限,关系…     

多次挪用公款用于不同种用途的数额计算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及从事其他活动超过3个月未还的，都必须是数额较大才能构成本罪，尽管立法对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未作数额上的规定，但司法实务在具体掌握定罪时还是要求具备一定的数额，并且司法解释也有相应的规定。然而，在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上还是存在争议的。本文主要就多次挪用用于不同种用途的数额计算问题进行探讨。     

论挪用公款罪中“多次挪用”数额计算问题

挪用公款的数额,不仅是定罪的标准,还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我国刑法第384条对挪用公款罪根据公款用途的不同规定了三种不同的犯罪构成模式,因而,不同用途的多次挪用公款数额如何计算问题成为理论与实务界争论的焦点。对不同用途的多次挪用公款,应当根据用途分别累计数额,累计后如果各种用途的数额都没有达到立案标准,只能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理进行认定。对以后次挪用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也应如此计算。     

论公款使用人的共犯责任

本文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挪用公款罪中公款使用人的共犯责任进行了探讨,并对使用人构成挪用公款罪共犯的条件及其刑事责任等进行论述,认为挪用公款罪中公款使用人只能是个人,私有公司、企业的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则可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     

论谋取利益行为的构成要件地位与规范意义——以挪用公款罪与受贿罪的共存形态为切入点

所谓挪用公款罪与受贿罪的共存形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挪用公款时,索取或非法收受公款使用人给予财物的情形。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此规定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许多学者对数罪并罚的处断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处罚方式。面对争议,关键在于厘清挪用公款罪中的谋利行为"谋取个人利益"与受贿罪中的谋利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二者中的构成要件地位与规范意义,如此才能科学解决在二者共存时如何选择处罚原则的问题。     

厘清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观定性及转化问题

挪用公款罪是职务犯罪中比较易发多发性刑事犯罪。由于挪用公款罪脱胎于贪污罪,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此司法机关在认定是此罪还是彼罪时常常存在着一定困惑。本文以典型的司法案例为切入点,探讨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的主观目的认定上的歧义及由挪用公款转化为贪污的相关问题,以期进一步完善挪用公款罪的相关理论,为司法实践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几个问题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修订刑法新增加的罪名。相关的司法解释少,司法机关立办的此类案件少。在司法实务中,遇到了对国有资产的界定、私分国有资产罪犯罪主体的明晰化等具体问题,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笔者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对办理此类案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析,提出了具体建议。     

论刑事案件中涉案财产的产权归属

刑事案件涉案财产的产权归属不仅直接关系到财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关系社会的稳定,关系到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认可与评价。由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对涉案财产的认定和处理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经常发生侵害财产所有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这违背了宪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规定,损害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也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本文以法理与实践为依据,试从涉案财产的定义与产权归属、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涉案财产司法实践和立法建议等方面展开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去伪存真,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切实的保障。     

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是否“分案处理”的标准有二：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是“同一法律事实”。从法理及实践看,单纯依据某个标准,并不能对刑民交叉是否“分案处理”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因此,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确立一个综合性判断标准：凡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应当分案审理;凡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规范实证角度的探析

从规范、实证的角度予以观察，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指的非法证据仅指违反法定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即”非法取得证据”。对该种证据我国法律规范中采取原则排除加例外、严格排除和相对排除相结合的模式。从法律体系的规范层面来看，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未形成多层次的证据法律体系，在基本法律这一效力层面有待进一步突破。该规则在行政案件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还远远不足，有待司法人员更深入、更大胆、更多地将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     

专家法律意见与司法公正

司法实践中,法学专家接受司法机关的邀请参与案件论证并出具专家意见,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审理;但如果接受一方当事人邀请参与论证案件,由于存在利害关系并缺乏程序保障,很难保证专家意见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当事人可以将专家意见纳入代理意见或辩护意见,但不应将专家意见出具给法官,以免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     

A Socio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rms——A Case Study on “Ordinary Residence”

Legal terms are usually regarded as a type of closed discourse; that is, they can exist independently without the need of resorting to other external texts. This study, vi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of "ordinary residence" in the cases of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in HK as well as a discussion of other relevant cases, examines the construction, de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legal terms, and therefore unravel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irth and evolution of legal term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e of a certain legal term is of social nature, and an established sense may be deconstructed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which is another round of construction, and hence reconstruc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not purely the application of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but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of dialogu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actors. This study shows that sociosemiotics can provide a strong research value in theory and interpretive force in practice to examine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methodology.     

论我国法律援助辩护之完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辩护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辩护服务也呈标准化趋势，但仍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且同国际通行的法律援助辩护制度存在一定距离。对此，应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适用于审前侦查、审查起诉两阶段。对于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为保障被告人在被拘禁期间最低限度的合法权利，至少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鉴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弥补性，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有律师辩护。为提高法律援助辩护率与质量，应考虑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健全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监督体系，并落实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资金保障。     

商标侵权纠纷中市场开办者的责任认定

市场开办者法律责任的认定不仅关系到商标权的保护,更关系到商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然而,商标侵权纠纷中市场开办者的责任如何认定我国法律尚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如何处理此类案件理论及实务界均存在争议。本文在收集我国法院已经做出的部分判决的基础上,通过评析既有判决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评介、借鉴美国等主要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和实践,提出我国商标侵权纠纷认定市场开办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及具体的认定标准。     

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探究

返还原物请求权作为物权请求权的一种重要类型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学界看法并不统一,立法也未予以明确,司法实践中对同类型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尽一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借鉴。     

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管辖相关问题的几点质疑

由于我国刑事立案管辖制度对立案管辖权的划分不够清晰、合理，导致司法实践中立案管辖制度规定的粗疏，且法律、司法解释、各部门规定的内容不统一，缺乏协调性；公、检、法三机关的刑事立案管辖权划分不科学、交叉管辖、互相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的刑事立案管辖权限，理论界对于监狱是否应该享有立案管辖权也存在争议。文章从立案管辖的划分标准等三个角度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案管辖制度提出质疑，为现行制度的合理运行提出一些完善相关立法的补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