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公诉权审判监督属性的再度定位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贯彻审判中心主义。以公诉权属性为命题,理论界对检察机关如何贯彻审判中心主义有不同认识。但从实践情况看,应当结合公诉权不同权能的实际运行情况,以贯彻审判中心主义为目标,削弱起诉权的审判监督属性,增强抗诉权的审判监督属性,并通过健全制度机制提供支持保障。     

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撤回起诉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案件中运用撤回起诉权对刑事案件的诉 讼程序和实体判决造成较大影响。本文对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律依据进行研究,分析了刑事公诉案件 撤回起诉的适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撤回起诉的法律后果,并对撤回起诉的规范适用提出建议。     

公诉变更制度之完善

公诉变更制度作为公诉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追加、变更、撤回起诉使起诉权中的提起并支持公诉权变得立体而丰富。但由于相关程序规范的不健全,公诉变更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发挥出其应有功效。建议从程序上对追加、变更、撤回起诉予以细化和充实。     

刑事预审程序的理论研究

文章对预审程序与公诉权的关系 ,预审程序的性质和功能及当代世界各国的预审模式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预审程序是对公诉权滥用的有效制约机制 ,它本身不是裁判权 ,而是一种司法审查权 ;起到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分流案件及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研究预审程序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诉讼机制 ,使刑事诉讼朝民主、经济的方向发展。     

关于我国检察机关变更公诉权的法律思考

公诉是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一种起诉方式，是指由国家专门机关提出指挥，请求法院对犯罪事实进行确认，并依法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提请法院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即公诉权。①公诉权的权能包括起诉权、不起诉权、变更公诉权（包括改变公诉、追加公诉、撤回公诉）。这在诉讼理论界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并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有的一项重要权能——变更公诉权。这不仅在诉讼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给实际操作带来了一定困难。集中表现在讼诉机关在案件审理结束以前，…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公诉权的精进

《刑事诉讼法》修改使公诉权在理念上产生了明显进步。一是强调了人权保障理念。二是强化了程序正义理念。三是增强公诉权的诉讼监督功能,加强其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约力度。四是加强对公诉权的监督制约,体现监督者也要接受监督的理念。新形势下行使好公诉权,应当对理念层面的进步有深刻的认识而不能单纯关注条文的变化。     

试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之矛盾与分离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加强民事检察监督两者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并不是行使民事检察监督职权的一种方式 ,而是基于其公诉职能 ,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权应与民事检察监督权分离。     

新时期再论刑事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乃证明过程的结果，而印证证明乃达成证明标准的过程，可见“证明标准”不等于“印证证明”。从诉讼逻辑看，刑事公诉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这既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和减少无罪羁押，又有利于维护检察权威和审判权威。新时期，伴随司法改革的推进，公诉权的滥用既缺乏动力机制，又容易被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所捕获，而且还可能面临内部考核压力，乃至终身追责的风险，可见以往对公诉权滥用的担忧已不能成立。刑事公诉标准应当采“降低说”,即融合了主客观要素的“预期定罪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这不仅与我国的诉讼结构相契合，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     

试论不起诉听证程序

不起诉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权的制约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保证权力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该文从西方国家类似制度入手,分析了不起诉听证的具体内涵及设置不起诉听证程序的积极意义,并对构建不起诉听证程序中的不起诉听证的法律依据、不起诉听证会的启动方式以及不起诉听证在实践中应注意的事项等若干具体问题作了粗浅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中公安机关警察权力的运行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公安机关警察权力的运行必须符合“严格、公正、文明”的要求,而当前不同程度存在着警察权力被滥用、权力指向异化、公民滥用对警察行为投诉权以及民警正常执法活动保障机制缺失等现象。欲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状况,必须加强有关警察权力的立法工作,改革现行的警察领导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公民投诉处理机制以及完善警察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和执法维权保障机制。     

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非一致性

随着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公诉权制度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但对于公诉权本身的属性界定存在较大分歧,往往在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在实践中存在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结合对集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于一体的司法实践的考察,在对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非一致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分而设置的构想,以保证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     

论公诉职能中的刑事诉讼监督

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是公诉职能的应有之义。刑事诉讼监督的方法主要有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展侦查监督、运用刑事抗诉权进行刑事审判监督以及通过初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开展刑事诉讼监督。为此,需要建立健全包括公诉一体化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工作情况报告和通报机制、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起诉的内部制约机制等刑事诉讼监督机制。     

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协调

完善我国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做法是：应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中,适当的引入公诉权,国家机关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这类案件的追诉程序之外;被害人在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并没有让渡给被害人个人,公诉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公诉转自诉案件应从自诉案件范围中剔除,针对公检不予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可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来达到制约公权力、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     

论庭审监督权与公诉权分立的概念基础——从我国法律监督权的概念本源进行探索

公诉权与庭审监督权在我国现有诉讼体制下存在着冲突并应当分立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应从概念本源的角度对庭审监督权与公诉权合一和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由此为庭审监督权和公诉权的分立提供概念基础。     

行政公诉权理论依据解构

从权利救济的理论分析,设立行政公诉的主要目的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从权力性质的角度分析,行政公诉具有监督行政的性质,应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范围。中国具备行政公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组织条件,应建立由人民检察院行使的行政公诉制度。     

论我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之有限分立

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支持完成公诉和实施刑事审判监督，检察机关兼行刑事审判监督权和公诉权（此处的公诉权仅指庭审中支持完成公诉的权力，或可称其为狭义的公诉权）．这两种权力是否能够并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问题，确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进行详细的剖析，并对今后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与公诉权的重构提出建议性的对策。     

自诉制度设立上的困境与出路

自诉制度实际上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民起诉权的有限制的保留,但是自诉制度运行时,存在实际运行情况与设立目的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自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的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自诉制度证明标准的设置与自诉人取证能力的相对削弱、自诉制度在实际的司法层面上成为分担国家负担的方式的问题。因此,自诉制度的存在与价值受到了质疑。但是,立足于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权利的制约与主张、刑事诉讼行使方式的正当性的要求,应当保留自诉制度,同时,为了推动自诉制度的良好运行,应当对自诉制度进行改良。改良的措施为:放宽自诉案件的起诉条件,设立自诉制度运行中的国家帮助机制,设立自诉制度取证的私立机构帮助机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的作用。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改革后的施行与思考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一项旨在赋予日本国民监督检察官正确履行公诉权、使公诉活动反映民意的权力的法律制度。从2009年5月起,检察审查会的评议书开始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能更有效地防止检察官过度使用起诉犹豫、追求"精密司法"的倾向,有利于构建当事人主义模式;救济被害人;维护国家公诉独立。但国民意志的模糊性和易变性、担任检察审查会委员的义务性、审议程序不够透明、被告人权利难救济等都影响该制度的实施效果。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其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存有明显的缺陷与漏洞,从职权上看,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缺失,缺乏对民事、行政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条文规定;从监督范围来看,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过窄,不利于监督权的行使等。针对现行制度存在的不足,只有尽快从立法上解决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所面临的窘境和困难,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民事审判监督权和行政诉讼监督权,完善民事审判监督和行政诉讼监督程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的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