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美国家行政决策制度的特点看我国行政决策制度的改革

当代行政决策已成为国家权力行使的核心环节,具有全面权衡性、核心性、非营利性、时效性等特征。随着服务型政府的逐渐形成,欧美发达国家行政决策制度具备了决策主体明确、权责分明,政府职能定位合理,决策程序科学严谨,咨询参与机制健全,决策问责机制比较完备等特点。借鉴欧美国家经验,可以从实行“行政三分制”,建立依法决策体系,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等方面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制度。     

行政问责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接——兼谈剧组破坏环境事件

<无极>剧组破坏环境事件,彰显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不仅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更新,而且包括非正式制度的扬弃与重建.实施行政问责在注重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的同时,必须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培育与改进.因此应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以寻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路径.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官员问责”的法律困境与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官员问责＂方式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但由于面临种种法律困境,如行政法律方面的规定有缺陷、行政问责的依据不统一、行政法律的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等,使得＂官员问责＂实践步履维艰。因此,＂官员问责＂要步入法制轨道,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法体系;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法》;落实行政法律,尽早实现行政异体问责。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构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及突围

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着基本法缺位;公众参与内容规定模糊;公众参与方式陈旧;行政决策监督机制欠缺;决策后评估机制及意见反馈机制缺失的困境。完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需要制定基本法律;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创新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完善决策反馈机制、事后评估机制;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监督机制和行政问责机制。     

完善行政问责制需实现3个突破

由权力问责转为制度问责。要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