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已经获得普遍地确立和适用,但对于如何建立该规则存在较大的分歧。非法证据的排除应根据我国的犯罪形势、法制状况、传统法律文化等因素,确定非法证据可采性的判断标准。既要保证控制犯罪,又要保证保障人权,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真实之间的"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从根本上遏制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非法取证,进一步加强人权保障,实现司法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讨

刑事诉讼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正确地收集、运用和判断证据,对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刑事证明标准,两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立法。一、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想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国家的证据立法早已据有一席之地。而在我国长期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中存在着“轻程序重实体的”观念,为追求实体的公正而忽视程序的公正。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严格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然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裁判问题初探

随着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人们对非法证据规则越来越重视,但很少有人对它的程序性问题进行研究。其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问题并非不重要,近年来我国刑讯逼供等问题层出不穷、屡禁不止也充分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在介绍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机制问题的同时,略谈一下该如何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机制问题。     

浅议民事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所要解决的实质问题是诉讼争议事实真伪不明时,不利的诉讼后果由何人承担.它追求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实体法宗旨和价值标准,保证程序公正及诉讼经济和提高诉讼效益.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与立法尚存在不足之处,应当完善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和法院调查搜集证据制度.     

论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及完善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重点将这些规则适用于言词证据的排除,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应用是实现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结合实践,浅析检察工作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存在的相关问题,并从完善相关法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加强引导侦查工作、完善相关考核指标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浅议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

对于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性权利以及程序正义的日益关注,但就目前来讲,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而又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为丰富我国民事证据法学理论,本文就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特征、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完善以及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等方面作浅显而有意义的探析,对司法公正是有益的。     

合法性与真实性之间——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逻辑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合法与非法的排除逻辑主要基于证据真实性审查规则,其存在着与鉴真规则混同适用的现象。鉴真规则是真实性审查规则中的一个前提环节。我国各法定证据种类的排除规则都能体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侧重真实性审查的逻辑。在人权保障与真实性审查之间,合法性审查倾向于审查真实性。我国证据规则附属于诉讼制度,缺乏独立性,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依附于真实性审查规则,缺少具体的基本权利保障规则,难以发挥保障人权的独立价值。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基于山西某法院的调研分析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有利于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参照山西某基层法院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实地调研分析可知,现有立法过于原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具体运作机制,各地法院对指导性案例认识不一等问题在基层法院普遍存在。为此,必须从立法上确认非法证据判断标准,从权利告知等方面为法官排除非法证据设置具体运作机制,适量增加指导性案例的参照运用,进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加规范。     

民商事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民商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学说。但在当前注重人权保障、强调程序正义的大背景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又显得合情合理。实践中,应细化非法证据的范围,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纳入民事诉讼法典,可在审前阶段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完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保障机制,以提升司法权威性,保障民商事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权益。     

论非法证据证明能力及其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构建

非法证据是一种因为采用了违法取证程序而形成的证据，它的证明资格问题是当今司法界一直争议的问题。     

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之完善

审前程序的设置是为了整理和确定争点，开示和明晰证据，从而为庭审作准备。除此之外，审前程序还具有独立解决纠纷的功能。在我国，随着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审前程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为促进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在审前程序中应合理配置当事人和法官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完善证据开示制度和举证时限制度。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本效益分析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成本与效益视角对之进行考察 ,认为这一证据规则的成本主要在于立法、司法及一定程度实质正义的丧失 ,而它的效益体现在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人权以及具有的社会教育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结论 ,认为我国应确立非法刑诉证据排除规则 ,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非法刑诉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浅谈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

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是包括法学、医学等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患者权利的保护及医患之间利益的平衡意义重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经历了“谁主张,谁举证”阶段、举证责任倒置阶段、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阶段,这是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不断发展、日益完善的历程。     

证据裁判原则若干问题之探讨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经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口供裁判、证据裁判精神体现到证据裁判原则确立的漫长发展之路。在我国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要做到正确理解案件事实的内涵,有效解决证人出庭问题,进一步完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并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中国化解读。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进程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阐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概念及法理价值的基础,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对比分析,并在解读我国最新立法规定以及国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立法、司法实践情况,力图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些许裨益。     

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证据确实、充分”新解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标准还是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都对我国证明标准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在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分解和细化,并将"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正式的证明标准予以确立,对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都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但修订后的证明标准,仍显的笼统、抽象,对"合理怀疑"的借鉴也缺乏对本土资源的考察,这就需要继续细化刑事诉讼程序中各阶段的证明要求,明确各部门的职权分工,充实"合理怀疑"的内涵,实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许多国家早已建立,其内容一般包括对非法获得的口供的绝对排除和对实物证据的原则排除。为适应刑事诉讼民主、文明的潮流,在控制犯罪的同时,应充分保障涉讼公民的人权,因此我国应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非法口供的一律排除和非法物证的原则排除。     

新刑诉法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规范衔接与适用——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该条规定相对原则简单,有必要结合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文作出进一步诠释与解读:在主体上应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收集的证据与行政机关等同,纪检机关收集证据需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证据需提供合法性说明;对"等证据材料"的范围界定应包括当事人无异议及符合法定条件的言词证据,但最高检规则囊括鉴定意见的做法值得商榷。在具体程序方面,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非法取得的行政证据也应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予以排除。     

昂贵的纠错成本与迟缓的纠错机制

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立法者将刑事庭审模式由法官纠问式,改成了控辩双方对抗式,无非是希望未来的刑事诉讼能贯穿以下3个常识理念,即疑罪应当从无、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可是,14年过去了,3个理念仍未得到真正落实。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解析

一、我国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背景及本土化进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相继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证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亟待消除。学界认为应当尽快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