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与制约：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力逻辑——以美国西雅图市为研究对象

公共权力在治理过程中起着贯穿性的作用,所有的治理主体都是围绕着公共权力开展自己的行为,公共权力不仅是治理主体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它们能够开展行动的基础。美国是有着自治传统的联邦制国家,作为地方政府,它的权力本身是来源于一种权力的授予,这种权力同时也要经受诸多形式的制约。这种授权和对权力的制约,构成了美国地方政府治理运作的核心线索。     

当代中国的“私人信仰”陷阱

中国宗教传统中公私界限的模糊混淆,导致了国家权力秩序与宗教信仰的复杂关系。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是一种既基于宗教却又不完全基于宗教的信仰方式,十分独特而又难以把握。中国社会中公共信仰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其神圣资源分配原则在公共权力、社会与私人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信仰及其对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其中的主要变量。因而,当人们只信任自己、不相信私人之外的存在的时候,就会最终导致信仰如何被信任的危机。要走出陷阱,就要促使私人信仰方式逐渐获得现代社会认可、理解的交往结构及其行动逻辑,为此,必须兼顾宗教信徒和国家公民的双重身份。这对于保障私人信仰及其权利、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坚持宗教发展中国化方向均有重要作用。     

竞技性体育行政纠纷解决的司法化探析

《体育法》第33条表明目前我国竞技性体育行政纠纷不受法院管辖,造成了当事人状告无门的权利救济困境.二元管理权划分、有限司法审查、体育协会的官民二重性及中立裁判机构缺位的现实窘况分别冲破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竞技性体育特性与体育协会民主自治为纠纷解决司法化所设的阻碍,应修改《体育法》,授权法院介入竞技性体育行政纠纷的解决.     

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

近年来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当前国家资源下乡增加了富人当选村干部的积极性,而富人的诸多优势使得富人治村成为一种普遍村治实践。通过对富人治村的动机及权力运作的考察发现,富人治村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富人治村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权力的利益网络"。富人治村的治理资源、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机制具有私人性,实质上是与公共治理相违背的"私人治理"。     

强化权力监督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就是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这存在以权力、权利、社会、道德和责任监督权力的方略。从词源辨析角度综合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公共权力运行、管理和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追求实现国家善治的动态行为过程与奋斗目标。强化权力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落实"三不"反腐机制,要加强对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论宽严相济的商业贿赂惩罚机制之构建

打击和预防商业贿赂，实现反腐败与整顿市场经济的双重效果，是我国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的目标和方向。国家重拳出击惩罚商业贿赂，在行政和刑事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惩罚的社会效益低下，国家作为实施惩罚的主体查处的成本高，没有实现最小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效益。因此，建立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惩罚机制，实现惩罚最优，兼具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是我们治理商业贿赂的最高要求。     

论公共领域中的能力本位

长期以来，公共领域是权力至上的领域，是从属于权力本位文化类型的。近代社会，随着交换关系上升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形成了能力本位的文化。而社会中能力本位的文化主流与公共领域中的权力本位文化是矛盾的，以致于在公共领域中出现了权力的畸形化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行政与社会的对立。重建公共领域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使公共领域归流于社会的能力本位文化体系，而服务行政模式的建立又是公共领域中扬弃权力本位文化而代之以能力本位文化的基本途径。     

司法的角色——再思“北京二商集团诉对外经贸部”案

如何在个案中实现公正,将立法的倾向灵活及时地适用于私人与行政权力发生冲突的领域里,这就有赖于司法机构在个案的实践中裁定纷争、配置权利,从而实现对公共福利、弱势群体、私人权利的保护。司法的裁决可以起到监控行政权力的积极作用,司法尽可能地促使行政权的行使纳入法治轨道约束内,减少其运行的不确定性,以促使其走上规范化、公开化的道路。鉴于中国司法的国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微妙关系,在审理案件中掣肘的因素复杂多变,因此,欲实现理想中的司法独立审判,以及对行政权的制衡,还需相关各方的更多努力。     

公共权力腐败的利益冲突根源

利益冲突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受到其私人利益因素的干扰,导致价值判断和政策取向偏离公共利益的要求,发生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相抵触。在本质上,利益冲突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是公共权力发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它经由权力递延化和权力期权化,进一步破坏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的公正性。重视利益冲突,为我们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新视角。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困境的成因和破解之道——以一个居民小区的物业纠纷演化过程为例

社区自治的实现,除了需要社区有能力自我提供公共产品外,还需要社区有能力对内部纠纷进行在地化解。这意味着,理想的社区自治体系不仅要有公共产品的"生产能力",还要有矛盾纠纷的"消化能力"。社区纠纷的在地消化能力不足,使得一些社区纠纷的解决过程呈现出"闹大"逻辑,从而导致自治困境。"闹大"逻辑的形成,同"权力兜底"的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直接相关,这使得社区内的纠纷往往也需要动员上级权力的直接介入才能最终解决;而"权力兜底"的纠纷解决机制又根源于"政府兜底"的基层治理机制。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破解基层纠纷"闹大"逻辑的有效出路。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域中农村社区治理逻辑研究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模型可以用来探讨当前浙江乐清地区不同的文化网络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和制约：宗教文化网络与公共权力间关系无涉,但必须警惕不法宗教可能引发农村社会秩序失范的潜在风险;宗族与家族文化网络专注于利益博弈,并非促进村民自治现代价值的自觉生成,有可能是阻碍村民自治的传统内生要素;基层政权对农村治理制度供给与保障的职能尚未到位,未能创造村民自治的理想环境;基层社会整合难度加大,村规民约未能实现村民自治价值观念向生活世界的有效渗透,缺乏价值重建的时代功能。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权力制约的路径选择

治理现代化是社会革新的应有之意。治理现代化要求通过一系列体系与机制来对公共权力运行方式做出规定,以保证公共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从而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合理并有效制约。可以说,公共权力制约的内在逻辑蕴藏于治理现代化之中。治理现代化要求公共权力运行方式发生变革,即从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不受制约或受到有限制约,向着有效合理制约公共权力的过程不断演变。这种演变过程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基本动力,治理现代化又为公共权力制约提供路径支持。通过探寻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权力制约路径,来进一步推进治理现代化,从而为实现合理并有效的公共权力制约提供基础保障作用。     

对行政裁决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居间裁决民事纠纷的行为.行政裁决程序属准司法程序,而现代政府机构是按照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原则架构的,行政机关行使民事争议的裁决权有混淆侵权原则之嫌,为在理论上能够自圆,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裁决权的国家都是以承认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为前提的,即让法院对行政裁决拥有司法审查权,确保最终的权力分立.     

论“私法自治”的授权规范性质——一个哈特的次要规则的分析视角

“私法自治”承载着人们对于法治的基本信念。然而,在法律规范层面,“私法自治”却是立法者的产物,是国家干预的体现。私人依据“私法自治”条款只是从立法者那里获得了为自己制定主要规则的权限;私人规则通往法律规则需要经受立法者设定的种种资格考验。法院接受立法的授权,在“私法自治”的实现中既是私人规则能否具有法律效力的审查者和决定者,同时也是法律效力得到确认的私人规则的执行者之一。     

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协商民主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基于地理、文化、习俗和民族心理存在明显差异的多元政治整合和社会参与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的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在自治制度和条例完善、"公共"与"自治"关系、公共过程与多元参与关系方面的问题,阐述协商民主在公共治理上的作用;深入分析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中的公共机关行使自治权问题、民族事务的公共性问题和少数民族参与的社会性问题,提出拓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协商民主原则、以协商民主促进民族事务公共化和社会化的解决思路。     

浅议权力腐败的危害及宪法对执政党的制约

一、权力腐败的危害权力腐败也称政治腐败 ,是指公职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即以公共权利换取私人利益。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变。所谓公共权力是指维护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设定的权力。设定公共权力的目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说的通俗一点 ,公共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但是 ,公共权力一旦私有化 ,就会使国家财产和社会资源悄悄地 ,源源不断地变为私人占有物。政治上的公权私用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公财私有。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变成了代表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 ,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个人或小集…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社区自治边界及其重塑

对于社区自治边界问题,公共经济学与社会学组织分析学派有着不同的界限标准以及划分依据。这两种现象从表面上看差异较大,但实际上是反映了政府和居民之间基于不同的资源控制及其权力配置问题。重塑社区自治边界,提高社区自治效率,需要提高市场化程度,调整政府资源控制及其权力配置方式。     

国家治理的机理性创新——以城乡统筹发展为视角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在地方空间的实施遭遇了多种相互嵌套、复杂纠葛的难题。破解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从中央到基层的治理空间中,通过对"治官权"、"治民权"、"治事权"的科学分任,重构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改变"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之间的治理权力配置与治理绩效互评制度,在基层空间真正建立政社协同治理,以国家治理到地方治理的全面变革引导社会、市场科学地参与公共决策、合理地表达私人或群体利益、积极地消除城乡差异,以实现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也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论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

明确社区矫正任务是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前提。社区矫正是将法院的刑事裁决加以实现的过程,教育矫正固然重要,但是惩罚的任务不能忽视。因为刑罚和刑罚执行的本质属性是它的惩罚性。惩罚是对犯罪人权益给予一定的限制和剥夺,让其承受一定痛苦与损失的体验。惩罚的形式、内容和强度需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刑事法律中加以确认并在执行中加以实现。在社区矫正中,需要正确平衡惩罚与教育矫正的关系。如果过分强调教育矫正和人权保护而忽视或否认惩罚,将会削弱刑罚的威慑和伸张正义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犯罪的宽纵。"监督管理"并不能等同于惩罚。适应性帮扶作为社区矫正的任务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