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法学界在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混乱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经济法现象缺乏独立的思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法的基本任务认识模糊,理论建构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中国经济法不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伴随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在建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门法律.中国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或功能不是调整"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推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是为了强化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而是要用法律手段规范和制约政府行为;不是以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或以私人利益否定公共利益,而是要与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一起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和市场法治秩序,最终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悖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评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马长山先生所著《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一书,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逻辑,以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坐标和价值标尺,同时借助具体翔实的实证材料为读者展示当代中国"看得见的市民社会",以此阐释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的内在关系,揭示民间治理的法治诉求。然而,该书更多地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对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进行功能定位和价值探讨,没有很好地从现实经验出发利用社会理论分析民间治理内在的秩序生发机制,因此,移植而来的理论框架仍不能完全适应悖论社会的实践逻辑。     

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视角

本文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主体维度的缺失;法治秩序建构的本质在于由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向非日常生活世界跃迁;当代日常生活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寓所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形成巨大的阻滞与消解因素;日常生活批判对于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根基性价值.进而提出重构当代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设想,即建构一套以国家(政府)为动力,以社会为基础,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主体维度的国家·社会·日常生活批判三位一体的新的法治秩序建构理论.     

资本市场秩序的宪法选择

资本市场秩序是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复杂交换和博弈选择所达致的一种制度过程。中国资本市场的公、私二元产权结构,政府是公有产权管理者,同时又是市场制度供给者和市场秩序维护者,由于自身特殊利益偏好,政府行为演化为市场内在要素,形成一种权力选择市场,以公共利益理论为基础的单向度资本市场制度体系无法有效制约政府行为,更难以实现公、私产权的市场制衡,由此促发当前资本市场的利益失衡和秩序扭曲。以私人利益保护为逻辑起点,超越现有市场规则内选择的固有进路,通过个体内核公共选择形式的双向度制度系统来促进资本市场各利益主体走向开放的"宪法式"趋同,寻求公、私产权在资本市场的宪制均衡,从而实现平等自由交易秩序的法治生成。     

德国法的经验对完善我国公共财产制度的启示

公共财产的使用和支配秩序需要有一整套科学的法律制度加以规制,靠一部物权法规定国家所有权是无法妥善解决所有主要问题的。从德国法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来看,有必要引入公法人制度来完善民事主体制度,实现公共财产支配秩序在主体和客体上的特定化,并利用公共物的制度衔接民法和公法,实现公共目的对于物之所有人、国家和公众的普遍约束,这样才能既有效实现和保护公共利益,又有效保障民事法律交往安全和财产秩序。     

新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成本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难以适应和满足现代公共管理的需要,易导致高成本、低效率。西方新公共管理效率驱动模式十分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效率问题。政府利益膨胀带来的政府总体成本、隐性成本上升的原因是:政府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偏离;政府利益配置密度不均衡;政府利益制衡机制低效。西方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转型时期政府治理成本的启示是:确立政府治理的成本理念;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治理过程;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调整利益关系;改革创新财政和人事制度;把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论公共治理理念及其法律范式的构建

公共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的一种方式,它逐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重要的概念和价值追求。在公共治理理念的支持下,许多国家进行了政府改革,防止治理失灵。在当代中国,随着政府功能的转变,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意味着中国的公共治理正在迈向善治。中国公共治理法律范式的建构,应围绕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公开性、参与性、回应性展开。     

论政府征地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是政府征地的前提,目标是促进公共福利的增长。但公共利益定义的不明确成为政府部门滥用征地权的突破口、权力寻租的制度根源,公共利益的内涵成为政府征地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构建公共利益价值体系,作为评判征地行为的价值标准,以低层次利益服从高层次利益为原则、同一层次的利益互换须符合急需性与阶段性的要求,辅助以严密、公正的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以有效约束政府征地权力,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公共利益与社会治理

本文提出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深入的研究,认为公共利益由公共财富和公共福利两个部分构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应该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社会治理要格外重视处理公共利益中的社会公共福利与个人福利的关系;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共同发展,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监管理论的发展与证券监管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传统监管理论对监管者自身问题的忽视,不仅在理论上留下了缺陷,而且对证券监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监管理论的发展总体上是沿着从公共利益理论逐步向私人利益理论的嬗变展开的,并对证券监管制度的构建与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私人利益理论弥补了传统公共利益理论的缺陷,形成对监管制度不同的理论研究进路。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一直以公共利益理论为理论基础,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公共利益理论对于监管制度的解释力明显下降,需要采用比较丰富的私人利益理论解决具体制度的完善问题。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整体性治理是为解决由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困境问题所提出的一种全新公共治理模式,主张通过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多区域多部门的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的政策目标的一种治理方式。研究从理论反思与现实依据的两个方面阐述了理论的缘起与价值,并就整体性治理兴起的原因进行分析,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主要内容,强调了治理的整合性,整体性运作的目标实现,和整体性治理机制。整体性治理在我国公共危机治理、财政预算和大部制改革等方面的现实实践,以期给的政府管理提供参考。     

全球金融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

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法中国家权力的表现形态,国际金融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基本范畴和核心要素.国际金融制度发展历史,是一个在金融强国伺不断展现制度性话语权作用的历史.它的更替交融,建构了不同阶段的国际金融秩序.21世纪国际金融制度性话语权呈现出主体多元、模式多样、机构多边、效力多层次的特点.中国以亚投行、人民币入篮、金砖银行等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实践,显示了明显的话语权提升,并逐步走向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进一步揭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的代表性问题、话语权的参与度与透明度问题,确定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逻辑脉络,以新价值观、中国模式、区域合作、软法治理、国际金融标准制定作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建构的路径.实现提高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的目标.     

控权、合作与服务：公共善治论

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和公共治理的兴起,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和服务行政法治建设。秩序行政和服务行政是行政法的两大领域,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两大领域都能发挥指导功能。公共善治论由于在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关系的认知基础上,强调法治下的有效控权理念、强调博弈合作上的利益平衡理念、强调为民服务理念,更符合行政法的功能与目的。     

人文治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在“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中,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衰微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红色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蕴含重要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价值。立足于人文治理视角,从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和公共价值中发掘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心理变量-实践载体-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延安市B街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因素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和体系中,既能优化社区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秩序,又能推动社区人文滋养、关系结构和服务传递维度的建构与发展,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有益探索。     

建立国有资产分类规范的法律体系

将国有资产或全民所有的资产纳入物权法规范 ,是困扰我国法学界和物权立法的一大难题 ,本文以罗马法以及当代大陆法系立法经验为基础 ,提出立法应首先对现有国有资产分类 ,区分出公共利益而存在的不可交易的物和用于经济活动或商业活动的可以交易的物 ;国家对于前一类财产只是以公共机关的身份行使管理权 ,而对于后一类国家行使民法上的所有权。这种分类规范的优势在于既可以保障公共或全民利益的实现 ,又可以消除经济或政治意义的公有和私有观念 ,进而实现使经营性国有财产适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统一规则 ,实现资源的社会化配置。     

专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限制的司法适用

以往的研究对专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制问题少有关注,这种研究思路容易导致错误的理论方向,矫枉过正与保护不力同样属于误区。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受限有其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原因。目前我国仅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制,具体内容仍有待明确和补充。司法适用中应当对属于弹性的概念"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进行严格限定,要以利益指向的内容本身而非被诉侵权主体的性质作为判定标准。对于基于双方利益的考量限制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的情形,同样应严格适用。     

论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的治理之道

“数字交通”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网联汽车数据治理是“数字交通”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面对智能网联汽车数据资源配置不合理、控制与访问权能失衡的问题,现有法律无法实现有效治理。契约自由持续强化汽车制造商的数据控制,竞争法无力解决系统性的数据访问诉求,个人信息可携权实施受阻,汽车数据的法律规范与技术支撑相互脱节。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的法律治理应当着力构建良好的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共享生态,合理权衡汽车制造商的数据控制利益与其他主体的数据访问利益、数据控制的私人利益与数据共享的公共利益,以安全价值为底线,以公平利用为目标,以有效治理为导向,对现有法律进行调整与创新,加速制定新的专门法规,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访控关系的重构,实现“数据访控”的理性平衡、利益共享、机会公平与高效治理。     

论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国家利益的主体是国家,其内容不仅包括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经济财富、文化完整等涉及国家生存问题的利益,还包括国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所提供的部分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属于政治范畴;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社会"与"一定地域的绝大多数人",其内容不仅包括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主张和要求,还包括涉及公众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属于社会范畴,并且其生成价值具有合理性。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国家利益能代表和反映部分社会公共利益。在对外交往中,国家利益的实现是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前提。     

论中国网络空间犯罪立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网络空间犯罪是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在网络平台时代的新相态,为了有效打击网络空间犯罪,中国刑法既要坚持本土化发展,也要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动国际社会相关立法协调一致。计算机数据和信息系统安全是独立的公共法益,应当给予全面的刑法保护。惩治网络化的传统犯罪应当坚持科学防控和法治原则,避免以刑代管,更不应突破法律规定解释立法。妨害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犯罪是独立的、具有"积量构罪"特征的正当立法,司法适用中应坚持独立适用和实质正当原则,合理缩限解释构成要件要素,对情节要件进行必要的类型化。充分保护个人信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应在平衡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和合法利用的基础上,为公民个人信息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护。     

论名誉权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原则——基于对公众人物理论的反思

肇始于美国的公众人物理论对英美法系国家的诽谤法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名誉权法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看法仍莫衷一是。我国司法实务界积极在审判实践中将公众人物理论作为涉公共言论名誉权案件的裁判依据,但司法实践的适用与公众人物理论和真实恶意原则的本意发生了很大偏移。因此,应通过案例指导制度确立名誉权诉讼中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取代公众人物理论,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结合确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在具体适用规则上,应确立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公共言论的真实抗辩事由,涉公共利益名誉权纠纷应采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归责原则,同时减轻公民和媒体在涉公共利益名誉权纠纷中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