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应设债编

从民法的理论和外国的民法典的传统看 ,我国的民法典应当设立债编。德国等国家的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应当借鉴。民法债编的一些制度除了在民法典中规定外 ,还需要一些单行法律、法规与之配套     

请求权、私权救济与民事权利体系

引言民法是一个以权利为核心而构筑起来的制度体系,基于“无救济即无权利”之理念,对于权利救济理论的研究,应当成为民法理论中关于权利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私权结构而言,民法为保护特定利益而设置的权利,并不只是一种静止的权利,而是设定了一系列前后相连的权利,前面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创新与不足

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有个最大的创新之处:对权利主体享有的各种各样的主观权利作出了详细的列举,同时对行为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这两点同《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形成强烈的对比.但是(草案)不应当规定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这两个内容,因为,它们在性质上均不属于民法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制度,除了能够在民法的某些具体领域适用之外,无法在民法的所有领域得到适用.此外,物和财产,民事义务,以及法律规范的一般理论这三个应当规定的内容没有写入,导致该草案所规定的民法理论和民法制度不足.因为这些内容在性质上均属于民法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制度,能够在民法的所有领域均得到适用.     

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看经济法独立存在的价值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情况的剧烈变化以及第三法域——社会法的蓬勃兴起,传统民法理论受到严峻挑战,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民法理论固有其一套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但不可否认,这个体系是相对封闭的,其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往往都囿于民法自身。传统民法终究也难以避免面对现实而无能为力的尴尬。本文从损害赔偿制度中民法的补偿性原则与经济法的惩罚性赔偿原则分析,力求探究经济法独立于民法而存在的价值所在。     

权利质权制度的困惑与出路

传统民法将权利质权定位为与动产质权相并列的一类质权是引起该制度在当今司法实践中陷入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之际 ,应当将权利质权从传统民法理论的窠臼中解脱出来 ,将其与权利抵押权相并列 ,形成一种体系协调的权利担保制度 ,这是解决以上困难的上策。     

结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下简称《民法总则（草案）》）延续了我国民事立法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近年来我国民法理论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值得肯定。不过，《民法总则（草案）》也存在若干缺陷，需要予以修改完善。《民法总则（草案）》结构方面的问题有：《民法总则（草案）》第5章与第8章应当合并。《民法总则（草案）》第9章仅规定诉讼时效，未规定取得时效，应予改进。“委托代理”有些规则应当是代理的一般规则，不应限于委托代理。民事法律行为方面在规范设计上应当慎重考量、严谨表述。在代理的规定方面未明确规定恶意代理行为本身是否有效。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存在缺陷，建议删除《民法总则（草案）》第152条。     

论“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

民事主体是民事权利的享有者和民事义务的承担者。民法理论关于民事主体存在二元论和三元论之争,二元论认为民事主体只有自然人与法人,三元论认为尚应当包括非法人组织。在现实中存在大量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且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传统二元论立法和理论显然与社会生活脱节。我国承认"其他组织"成为民事主体的做法是在继受德国民法理论过程中的一次有益革新,其中的实用主义精神值得赞同。     

论习惯作为民法渊源

我国正在制定民法总则,我们有必要确认习惯是重要的民法渊源,这有利于丰富民法规则的内容,保持民法规则体系的开放性和有效实施.习惯要成为民法渊源,其应当具有长期性、恒定性、内心确信性以及具体行为规则属性,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在法律适用方面,习惯应当优先于民法的基本原则而适用,但其适用顺序应当在具体法律规则之后.     

民法典的绿色化之浅探

关注环境法律问题对于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至关重要。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提出了挑战,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生态伦理观的融入,以环境权为桥梁协调环境法和民法的关系,并有选择赋予自然体民事主体地位等法律设想,有利于促进一部完善的绿色民法典出台。     

维亚克尔的法律继受理论与中国的民法继受

维亚克尔的法律继受理论认为继受的根本是转向现代社会生活,是公共生活的合理化,运用逻辑和理性解决纠纷。在我国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中,民法继受存在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进步主义的错误取向。应当学习并借鉴维亚克尔的继受理论,以科学、理性、体系的思维指导我国的民法继受。     

论中国民商立法及其模式选择

民法并非市民法, 民商本为一体, 传统民商合一具有局限性, 传统的民商合一并未真正合一。“民离商缺其生命、商离民少其根本”。真正的民商合一和中国的民商立法应当是制订一部统一完备的 《民商法典》     

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

民事权利经过集中和整合可能质变为强大的权力性权利。这种权力性权利易于被滥用,是民法应予控制的对象。传统的民法控权理论没有区分权利的大小强弱,并且过分倚重国家权力而忽视社会的自治力量,无法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民法应当运用分权控权、社会控权、程序控权、弱权整合等控权方法,来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以实现从调整平等关系到增进平等关系的转变,并努力促进公法与私法在控权理论和观念上的互动。     

现代民法视野下的中国民法定位——民法私法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挑战

民法是私法，它以规范私主体、私权利、私行为、私责任和自力救济为主要特征；民法随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特征，作为私法传统民法的基本特征在现代社会已经被大大地修正。现代民法实质上是已经商法化、甚至公法化的民法。但是，由于中国缺失民法传统。因而尽管世界民法已经走向现代民法．但是，中国的民法仍然应当坚持公私法的划分，在民法是私法理念上建构中国的民法，同时在确立民事主体地位、明确民事权利的基础上，建立限制权利行使，规范主体行为的商法、经济法体系。这样的定位对于中国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法理论在知识产权中的运用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性质的民事权利 ,与物权、债权、人身权既存在共性 ,也存在个性。从其共性入手 ,进而再探究其个性 ,以取得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全面认识。研究知识产权 ,应当以民法原则、理论为基础 ;基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 ,传统民法理论和制度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知识产权 ,因此 ,还要适用特殊的理论和制度体系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法采取民事法律制度下制定知识产权单行法的立法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     

一幅高科技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与民法制度创新的宏伟画面--读《高科技发展与民法制度创新》有感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计算机网络技术、纳米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已深深的影响了人们对自然、社会与法律的认识,制度创新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争相探讨的对象。高科技的发展给民法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民法制度创新的机遇。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又带来了民法制度的现代化,传统民法在高科技环境下面临着一场法律观念与法律技术的整体性变革。     

契约效力与国家强制——以利益的冲突与保护为视角

民法从近代走到现代,国家强制与契约效力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成为民法与行政法领域研究的一个难点。管制性强制规范所蕴含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公共利益有着不同的品性,强制性规范产生的缘由无非是为衡量与解决这些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由此决定了以不同利益为目的的管制性强制规范在与意思自治发生冲突时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在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有替代保护的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地承认契约的私法效力,应当在最小的限度内承认公法对私法的限制。     

现代科技对传统民法的冲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进步,民法经历了从近代到现代的巨大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将永不停止。对于现代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新问题得不到传统民法的有效归制,是对传统民法的巨大冲击。本文将对这些新问题做简要介绍,结合传统民法,谈谈现代科技对传统民法的法律制度、基本原则方面的冲击。     

著作人格权的性质:历史和体系之思

认识著作人格权的性质,应以著作权的本质为理论原点.在诸多理论中,人格权学说不仅是著作人格权理论的来源,而且直接点明了著作人格权的人格权本质.将著作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人格权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二者在权利对象上是同一的,由此也就决定了著作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人格权在制度本义、权利性质上并无二致.因而著作人格权应当尽快完成对民法上人格权的“认祖归宗”.     

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是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也是处理宪法和民法关系的主要依据。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在于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从而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不是“母子”关系。民法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民法应当有自己的权利体系和确立原则。民法和宪法分别是调整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     

广义行为能力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定位

在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上,广义行为能力是民法学者在法律行为能力和侵权责任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来的一个学理概念,其在本质上是人的意志能力。广义行为能力理论之目的,旨在说明法律行为能力制度和侵权责任能力制度具有同根性,而不是要取代这些既有的概念类型。然而,苏俄民法对传统的广义行为能力理论进行了实质改造,使之成为了其民法典中的一个统辖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法定概念,并对我国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这种做法忽视了法律行为能力与侵权责任能力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抹煞了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独立存在的价值及其必要性,并且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在我国的民法典编纂和民法总则立法过程中,不应继续沿袭前苏联模式的广义行为能力制度来实现法律行为能力制度和侵权责任能力制度的体系化构造。